在G省，虽然官方媒体从未报道，但这几年来，我亲眼看到的群体事件就不下四五起，听说过的就更多了。弱者团结起来，采取堵路、围攻政府人员等方式，来表达他们认为自己遭受的不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事件的最后结果，但只要经常在大街上行走，你会不时的发现一些。
去年几次清早在省政府发现省政府的大门外聚集着一些上访或者是类上访的群众，总有一位相貌堂堂的官员角色在威严地劝诱这群人。
在G省G市的街头，也看见过几个老人，身背白底黑字或者是红底白字的冤屈申告书行走在街头，跟着他们走，慢慢的看，血泪会从看者的眼里蹦出来。在五月二号的早晨，在贵惠路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老人，身披“冤屈十年”的红色申诉书，提着干馒头，问小店有没有一元钱的水卖，小店没有，他转身走了，我买了一婆水递给他，被他拒绝了，拒绝得我热泪盈眶。
四月底在北京，友人送我一本书，康晓光写的关于李思怡案件的“起诉”，当然是赠阅本，没有书号的那种，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出的。虽然我对康先生的新权威主义反感甚至是不屑，但这本书让我更多的了解了李思怡案的真相与过程及一切人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康先生刹时充满了敬意。半夜两点钟，在北京的旅馆内，我被绝望笼罩着，心面老想着叶挺的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不能寄望永生，只希望下地狱。
近期《南风窗》采访排爆专家王百姓，披露了一些数据：光爆炸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平均每年２０００多起，９０年底，上千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起，２０００年上升到４０００起以上。王百姓说：中国搞爆炸者的共同个性特征是：本分、实在、智商较高。他对制造西安爆炸案的靳如超（被许多媒体渲染成罪大恶极之徒）的评价是：“靳如超以前很不错，像他这些的好人不多。”因为在一个女青年被拐骗逃婚病倒在石家庄，路过的人不下两三万，没有一个人问一句管一下，只有靳如超喂药、做饭、把女孩子救起来。这个世界是如何将“本分、实在、智商较高”，甚至是一个“不多的好人”变成恶魔的？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在为无辜受难者哀悼的同时，我写了一篇东西：美国应该反省了，但遭到了责难。我一直认为，恐怖主义与爆炸行为自然是反人类的，不能因任何理由免责。但大量的个案证实，这是弱者最后唯一的反抗途径，是这个世界引发了来自地狱深处的烈火，这烈火可能会烧到你，我，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正义与公理的社会是一个火山，休眠着的火山在集聚着能量。
2000年，郑州“12.9”银行劫案主犯张书海，曾经是军队爆破专家，受过部队嘉奖，他在竟选副乡长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接触到的腐败现象，比如谁出的钱多谁就能当上乡干部。满怀失望的他离开家去郑州作生意。尽管他见过世面，但城里人还是把他当最下等的人看，挣的钱只够吃喝，剩下的都被工商、税务、市容等管理部门要走了，他看到郑州人倒掉的饭都比他在老家过年吃得好，心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后来老父得了偏瘫，儿子上学也要花钱，所以滑向了犯罪之路（《南风窗》）。
几年前震惊全国的“张君案”，媒体报道同样是一群本来想到外面的世界挣钱的年青人，在饱受歧视的情况下，由挣扎转为暴力抢夺，有专家就呼吁过要善待农民工，但这样的声音被淹没了。不久前发生的马加爵杀人案，从一些信息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社会把马加爵推入恶魔行列的。
前两年本省某县城发生的一起爆炸案，因为消息封锁，外界没有任何消息。我出差去当地，听到当地人是这样描述的：制造爆炸者是一个老农民，因急需用钱将家里唯一的鹅抱到县城卖，结构买鹅者给了他一张大票假钱，他后来发现再找买鹅者被羞辱，在政府那里又得不到帮助，结果回家作了一枚炸蛋，赶集的时候再来，由于场天人多，他心里又紧张，结果还没找到买鹅者炸蛋就爆了，他自然死了，也伤极了无辜者。
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据一些消息称，也有多人同样的死去。在1996年的夏天，当时我在东莞塘厦镇也经历过类似事件，由于没来得及办暂住证，被联防用火药枪逼上闷罐车，在反抗与申辩的过程中头上还挨了两枪托，在头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下被拖入车内还被踢了几脚。进收容所前被允许打电话叫朋友拿钱赎人，只好打了个电话给了一位同学。进去时是早上，裤带和皮鞋被拿掉，同学来“赎”我时已天黑，一整天没有任何吃喝，收容所里连厕所马桶都没有，出来的时候，裤带与鞋子也不见了。我还清楚记得自己拎着裤子走在街上的羞辱感，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成为孙志刚，更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成为靳如超，但现在想起来，这两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极大。我在收容所里心里默念的也是叶挺的诗！地下的烈火终于没有烧起来，但心中的血泪却在奔涌流淌。
我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要全国大众理性再理性，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不理性解决不了问题。我一直想追问的是，各种利益冲突中，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底层的善良的人？他们的人格被践踏，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他们求告无门，他们的申诉被权力机构与恶势力合谋压制，他们的上访被堵截，他们的一切期望都落空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什么？一年四千起爆炸案啊，四千多个“恶魔”就这样产生了！
孤立的“人”只是生命，人只有经过了社会化的过程才成其为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相当一些“人”成了“恶魔”，与其说是这些人有问题，勿宁说这个社会有问题。
我从来不认为，有人天生是反社会反人类的，我也从来不认为，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沦丧社会底层大众要负主要责任。中国不诚信，首先在于精英们为我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看看我们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是怎样产生的就知道了！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看看每年上万起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腐败案就知道了。中国不乏前日还振振有词反腐败，隔日就落马的高官，是他们为这个世界树立了榜样！这个城市每动一次大基建，老百姓就会说是某些人要捞钱了，有多少人相信官员们是在为大家作实事呢？政府与民间的对话与博弈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欺骗的过程，我们还能寄望这个世界有多少诚信可言呢？发展高于一切，而发展被简单理解为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被简单理解为有钱就是硬道理，在有钱就是硬道理的前提下，贫穷的人因为贫穷而受致的羞辱，因为不公而产生的“失衡”还会是个案吗？
在大多数所谓的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又看到，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讲就成了权力与资本分肥公共利益与国民财富的过程！我们的小城镇建设，我们的MBO，不就是这样吗？这样的世界，如何有得诚信？又如何有得公义？我们在谴责“恶魔”行为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个世界，包括你与我对这些“恶魔”作过些什么？那些要全社会普罗大众诚信的“精英们”，要全社会“理性”的“精英们”，你们也该反省了。在我们国家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几十年前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到现在为止，是建立了怎样一个新世界？社会伦理的退化与崩溃，公认的责任是政府与社会精英们承担的，社会不公的加剧，公认的责任也应由政府与社会精英们承担。
“恶魔”是怎样产生的？中国每年四千多起的爆炸案与N多起的县处级以上官员的腐案，这中间有没有必然联系？从分析诚信开始，从分析社会伦理开始，从分析正义与公理开始，有愿意作这事的，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