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刚强 夏单坤

黔北农村是贵州是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我国中部省份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中部这样的乡村，大多数“原子化”程度较高，因此，我们也一直也想当然地认为，黔北乡村的“原子化”程度在贵州一定也是很高的。2006年5月中，贵州大学乡村善治研究中心对黔北重镇――湄潭县的几个村庄作了为期十天的调研，其中一个调研点选择在黄家坝镇大寨村一个叫李家寨的村民组，之所以选择这个村庄作调查，是因为本中心有工作人员在该村有亲戚。

 

李家寨是湄潭县两个新农村建设的试点之一，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贵州确实是走在前面的：一栋挨一栋漂亮的两层小楼，彩色电视机和电视接收器家家普及，大多数的家庭安装了座机电话，村里的年青人人手一台手机，水泥路已修通到每家院落，村民对此的评价是：“到哪里去耍都不打湿鞋了！”。

 

李家寨的经济建设。

 

李家寨人均0.52亩土地，从传统农业的角度看，这份土地的产出连维持村民最起码的温饱都成问题，在贵州这样的村庄，有如此的发展水平算是异类了。

 

打工依然是村庄主要的收入来源，李家寨总人数是300人左右，但外出打工、作生意的就达100多人，和黔北的其它村庄一样，留在李家寨的务农的年青人不多，在家的都是些“386199”部队。但是，李家寨却有自己的产业――蔬菜。李家寨的人很会算计，从经济收入上来算，一亩地用来种水稻的话，总收入不到800元，而种植西红柿，种得好，一亩地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种得一般，收入也可达3000元；从劳动力上来算，现在在家的都是些半劳动力或是没有劳动力的，种水稻花的时间太多，劳动强度太大，自己种无能为力，而请人种又没有什么钱赚，而种西红柿花的时间只有种水稻的三分之一不到，收获时老人小孩都可以采摘，不象水稻需要大劳动力才能收割。

 

因此，水稻种植已基本被李家寨的村民放弃。种西红柿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已经被李家寨村的人放弃，他们要种更划算的红生南瓜和西兰花，在他们的计划里，未来几年村里还会有水产业、旅游业和自己的公司。

 

李家寨的文化建设。

 

李家寨在2005年搞了一台文艺晚会，主要参演人员为该村村民，节目也是他们自己编排的，来观看演出的人除了邻村的村民外，还有很多外面的人，包括该村村民的亲戚，在当地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在我们作调查时，该村村民还对此津津乐道。李家寨的村民组长姚恩培介绍说：“晚会是杀广（打工）回来的娃儿提出来的，当时找到我，我就说你们整嘛！开会时大家都表示支持，有人凑了10、20、50、100元不等，反正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最后凑了有8、9百元。这些钱就用来买些纪念品、供电费、还有布置会场。我们的节目都是自己编的，有小品、四在农家的快板、舞蹈、唱歌等，晚会搞起来了，年轻人些也不总打麻将了。今年我们要提前准备，去年时间太短，今年要搞大点。”。

 

去年晚会的主要操办人是该村一位妇女，我们看她是怎么说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帮年轻人说要办晚会，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动来承担办晚会的事情，于是我就来带头了。也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欢文艺。当时自己出钱去租的音响，不觉得亏，下次还要带头来办晚会。”在晚会的筹办过程中，举家外出经常的人也纷纷解囊资助，晚会正式开始的时候，许多外出打工与经商的人都纷纷赶回村里，这台晚会成了去年村里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也成了李家寨人为此自豪和骄傲的回忆，并在计划中还将继续办下去。

    除了晚会这样的文艺活动，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图书室，图书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书籍借阅记录得清清楚楚，而图书室设在该村一个女党员家里，一切维护都由这位女党员义务负责。

 

李家寨的环境建设

 

一进李家寨，就看到保坎墙上用鲜红的颜色印了这样25个大字：“柴草不乱垛、粪土不乱堆、垃圾不乱倒、污水不乱泼、畜禽不乱跑。”卫生公约是村民向我们介绍得最多的一个村规民约。整洁的院坝，干净的进寨路，我们不难看出此卫生公约的执行情况。

 

在李家寨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外村的村民将一台已拆成散件的废旧电视机扔在该村旁边的一条河里，村民认为这破坏了该村的不乱倒垃圾的卫生公约，坚持要罚该村民的款，并要他从河里将废旧电视的零件捞上来。经过该事件以后，该村乱倒垃圾的情况从此绝迹了。

 

李家寨的治理与集体行动能力

 

在李家寨，主要有姚姓和冉姓两个大姓，两个大姓的人口相差不是太大，都有百多人，除了两个大姓外，还有其它小姓，人数很少，但是同样能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该村有一个新农村建设的组委会，主要成员为姚、冉两个大姓的成员，人数也基本上差不多。通过组委会的工作，该村建设了一套的有效的决策及协商机制，我们认为，这正是李家寨的新农村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与基础，以下是组委会的组织架构图：

 

 

 

李家寨主要决策人是该村民组的组长，但该村村民认为，要把该村建设好，需要有一个集体领导班子来作事。所以他们自发选举成立了有七个人的新农村建设的组委会，作为领导全村进行经济发展和村庄建设的核心团队。在组委会的外围，还有一群党员和积极分子作支持，并协助组委会开展对村民的协调与沟通工作。我们从李家寨的晚会的组织来看组织会的作用：“晚会是杀广（打工）回来的娃儿提出来的，当时找到我，我就说你们整嘛！（组织会召集）开会时大家都表示支持，有人凑了10、20、50、100元不等，反正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最后凑了有八、九百元。”这是组长姚恩培的原话。我们可以看出，李家寨的一般村民都有建议权，其建设性的建议也能得到顺利的实施，其流程为：村民提出建议、村民与组长讨论后由组长召集组委会讨论通过、再由党员和积极分子讨论通过、全体村民讨论通过形成决议。

    通过这种组织决策方式，李家寨通过了如卫生公约、护林公约、图书管理公约和电费的收缴、自来水的使用办法等一系列村规民约。通过这种方式，李家寨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走在兄弟村寨前面，卫生得到意想不到的整治，村民更是为自己的“李家寨”而自豪，更加眷念和热爱自己的家园。

 

李家寨村要改种红生南瓜，缘于湄潭县请了一位遵义市的红生南瓜专家刘老师在该县作培训，当时李家寨村的村民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听了刘老师的介绍后，初步判断种红生南瓜比种西红柿更挣钱。他们回村后和村民商量种红生南瓜的事情并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但对于刘老师的介绍还是吃不准，于是组委会成员自己租了一辆车跑到市里找刘老师，去看刘老师经营的公司和红生南瓜具体的生产情况，此举让刘老师非常感动，他说他作了这么多年的农技工作还是第一次接待主动找上门的农民，所以非常爽快的对村民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并答应了支持村民技术并回收产品的要求，但从成本计，刘老师要求该村种植规划必须至少得有三百亩。李家寨全部土地加起来也不足三百亩，并且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用来种红生南瓜，并且，个别村民还要继续种些水稻。基于这样的情况，组委会成员并没有强制不愿种红生南瓜的村民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行事，而是跑到邻近村寨作宣传动员工作并得到了外村村民的响应，结果在短期内就解决了三百亩种植面积的问题。对于不种红生南瓜的村民，组委会表示，希望通过大多数种植户的收益来证明种红生南瓜的好处，在未来再带动这些村民进来。

 

另外的一些分析与判断

 

李家寨村的新农村建设取得如此好的成果，还与当地政府对该村的支持有关，大寨村的村支书就是该村的村民，因为种种原因，他得到的信息比较灵便，为村里首先争取到了一些政府的资源，正是这些政府的资源，让村民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很多直接的收益，吊起了村民要“组织”起来搞建设的胃口并有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政府资源不足以支持该村的整个新农村建设的计划，所以要该村自己的人力与物力的投入，这必然要求该村通过内部组织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全村组织起来的动力与契机。这就是我们理解的通过资源分配转制赋权农民、推动乡村组织化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一种有效办法。

 

以修路为例，政府的资源不足，需要全村每人都集一定数量的资并且还要投工投劳，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愿意这样作，也有一些人想搭便车，但组委会和积极分子讨论后公开提出，对于不集资的人，以后每使用一次公路都必须交费，还有该村的集体林等集体资产的收益和退耕还林款的分配将不向他们分配。这从经济上对于不合作者有了制约；另一方面，又由于该村主要为两大姓，由于大多数人都选择集体行动，不合作者在家族、宗族内部将受到排斥，而村民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宗族、邻里相帮才有可能完成的，拒绝合作将使他们未来会被宗族和社区孤立，在舆论上也会受到很多压力；至于其他小姓人家，在历史和现时都与两大姓有姻亲关系，并且正因为是小姓，他们更不会拒绝合作而受到两大姓的打压。我们可以看出，有组织的（包括传统的宗族与家族及小亲族关系和选举出来并有对等的搏弈和协商机制的组委会）、以地缘（村庄）为单位并实质上是一个共同体（社区）的乡村，对于村民的生活价值有很好的提升作用，除了经济上的硬约束外，也有价值、伦理层面的软约束，增强了乡村的集体行动能力，使得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公共事务管理都得到了有效加强，也正因为如此，村庄的建设与发展搞好了，政府的投入与资源就更多了（因此成了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并有持续的政府资源投入的跟进），村民的整体利益也就更大，从而形成了和政府、外来专家、周边社区的一种正和搏弈的状况。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村庄的凝聚力更强、发展能力也就越强。

 

在这里面，我们还会看到农村党员的所起的作用，由于村支书在该村，培养党员和积极分子也是李家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协助组委会工作的时候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村庄传统及现时组织机制的制约，党员和其他精英并没有多大的空间计算个人私利，唯其如此，推动村庄整体发展是搏弈过程中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囚徒理论”的可能性被降低了。这对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非常好的借签作用（笔者将另文专门就调查的其它村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力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与此作一个对比）。

 

当然，李家寨的新农村建设，还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地方，也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对此产生了各种影响，本文将不对此作过多讨论。

 

如何推进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从李家寨新农村建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农村建设应该通过涉农资源分配转制赋权农民并作为撬动乡村组织化的杠杆、通过推动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的途径促进村庄为一个共同体从而提升其集体行动能力并建设乡村生活的价值，这才是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性的最终体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是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愿景，李家寨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有效的组织决策机制、村民很强并且为之满足的村庄认同、使我们清晰的看到了村庄组织化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本文来源于贵大乡村善治研究中心专职人员及志愿者调查结果的整理及分析，本中心是一群关注中国乡村治理的青年人组成的民间乡村建设与治理团队，挂靠贵州大学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