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及农民失地现象思考
最近一次回海口，就住在海南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小区和三个城中村挨在一起。有天晚上住所被窃，损失颇大。但小区居民都见惯不怪了，他们告诉我，现在整个片区治安都不好，警力也严重不足，要紧的是要扎紧自家的篱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海南大学周围一片荒芜，整个海淀岛就孤伶伶的一个海大。记得那年高考结束后，我还曾经在海大前面的小河沟里捉鱼呢。时过境迁，现在的海淀岛高楼林立，马路宽敞，世纪大桥飞驾海淀河，城市建设一日千里。那三个城中村是政府补偿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而设置的，他们也因此“荣升”为海口市民。以前有外地朋友过来总是很奇怪的问，为什么上班时间段里村子总是车水马龙？村头那几个茶楼总是高朋满座的？他们不用上班的吗？这时我总无言以对。是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工作的，有工作的也是开“摩的”，整个流动摊子卖蔬菜水果等等；有“能耐”的就从事“灰色”行业；空闲时间多了就喝喝茶，研究研究彩票…..据了解，以前的那点征地款在几年前就花完了，也有人尝试做点小买卖，但只有极少数成功，现在大部分家庭的生话都捉襟见肘。记得我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个村子的，夫妻俩都没有工作，他小孩上学的费用都是靠过春节时亲朋好友给的红包支持的。在这三个村子里，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吸毒贩毒时有发生。整个社区表面上倒是相安无事，一派繁荣祥和；但在这种表像的另外一面却是暗潮涌动，甚至触目惊心。
??这时我国某些地方盲目城市化的结果。我相信，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深圳的宝安，广州的石牌，北京的丰台…..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经以“触目惊心”来形容目前各地区盲目追求大规模城市化的冒进现象。温铁军也说过“中国的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的问题就是农民就业问题”，毫不疑问，城市化会催生大量农民进城以及农民失地，他们的就业甚至是他们的生存，必将成为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水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一 工业化、城市化及劳动力转移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引擎，而工业化是两大引擎相互作用的结果。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追赶工业化的历史。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蒸汽机的普遍使用和推广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人类不断创造了难以置信的技术奇迹，因此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突飞猛进。而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物，对工业化的推进功不可没，同时城市也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经历了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城市的功能从最初的买卖聚散地和对资源和生产力的重新配置的“加油站”，到今天成为承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所有内容的全方位服务载体。
城市化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加油站及推进器；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工业文明逐渐代替农业文明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同时，城市化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让传统的农业人口可以溶入工业文明，共同享受到人类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城市化做为工业化的伴生现象，其推进的速率应该和工业化水平大致同步，也就是说，城市化的进程要和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所以有学者把城市化分为三类：即超前型、同步型、滞后型。据我国经济界的学者判断，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百分五十，而城市化程度很低，差不多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我国的城市化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同时，统计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就业增长与城市发展速度密切相关。城市建设的相关产业(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绿化、餐饮、保安、服务等)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劳动力，特别是吸收目前供给过剩最严重的低技术劳动力的效率，要远远大于其他产业(如汽车、高新技术、金融贸易等)，而农村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城市的发展，所以加快城市化发势在必行。对于这种判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１）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中国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工业化起步晚，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时，我国正内乱外困；为了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设计城乡二元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抑制城市化的发展道路；２）传统的城市化计算方式过于简单。在通常情况下，判断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尺度是城镇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这种计算是以户籍为依据的，而不是以从事非农劳动的劳动力人口作为城市人口来进行统计的。３）我们一直都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我们理论或者行动的榜样，这过于草率。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得以大致同步，受益于科技的进步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革命性变化，从而吸收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工业化的实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型工业化不仅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效率、自动化程度，而且需要劳动力的数量也不断减少，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用不同时代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进行比较，缺乏指导意义。４）城市化会催生城市建设相关产业的发展，但这些产业吸收劳动力的速率和容量还是远远低于因城市化而引发农民进城的速率和总量。何况，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安置在全国范围内都缺乏可操作的双赢方案，而我们又如何去应对每年以２０００万到４０００万速度增长的进城农村人口。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数据有时候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或者参照。回头看看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再来对我国的城市化是否滞后于经济增长做一个判断。从２０％到４０％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１２０年，法国是１００年，德国是８０年，美国是４０年，而中国仅仅用了短短的２２年。我们的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最终的结果是此岸，还是彼岸？这个问题值得三思。
二）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不但要和工业化同步，而且要和劳动力转移特别是农业人口的就业率同步。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必须扩大，农地被占用，农业人口转移进城，这就要求城市要为“农转非”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当城市化速率高，而就业机会不足时，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超前型”城市化，也叫盲目城市化。巴西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目前其城市化水平达到８０％以上，但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因而在圣保罗、里约热内鲁等超大型城市形成一个个“贫民窟”，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不均，贫民暴乱等。美洲以及东南亚等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也是这些国家政局动荡的内因之一。反之，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纵观美国迄今为止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化始终和经济发展有良好的互动，其中，制度体制和市场体制是两大支持点。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４０，美国工业化发展迅速，汽车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话方式；制造业、采矿业的发展不仅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村人口迅速转移到城市，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产业高度发达，所以美国城市化在转轨过程中和工业化得到良好的链接；再者，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了城市的快速郊区化。同时，这种协调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化对土地需求的压力。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的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有多快，规模就有多大；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更高，但对数量的需求相对减少。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劳动力密集型外企大量涌进，所以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吸收了众多的农业劳动力。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化实现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比如国企转型、外企对从业人员素质高要求等都是这种转轨时期的体现。我国自从进入二一世纪后，整个经济的发展态势是“高增长低就业”，而且根据分析，这种状况还要维持很长一断时期，这也是转型变轨的阵痛。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轨迹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几次工业革命就转移出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而进入工业化后期，他们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致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占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都在５０％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７０％，而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３０％。
毫不疑问，世界的经济发展一直都靠工业化作为主要动力，但进入新的时期之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化可以扩大内需，新出现的相关产业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致可以吸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而这种态势反之又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有人把这种相互的作用形容为“螺旋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良性循环。但在当下的中国，在这个循环链条里存在着明显的断裂：那就是理想中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容量并没有如期而至。
西方发达国家第三次产业革命又一次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同时也为本国劳动力提供巨大的就业机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所描述的２０／８０的预言或会真的来临。科技的进步推动人类经济的突飞猛进，同时人类也积累巨大的财富，但并没有出现早期经济学家所预测的经济增长可以进一步提高就业率的现象，反而会出现将来８０％的人没有工作的尴尬局面。那即使是建立在人类已经创造巨大财富的前提下发生的，人们的生活质量是以制度形式得以保证的，但是到时候人类必定面对另外一种更高难度的社会问题。基于此，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科学的发展观认识城市化，而不是一味的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
二 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生存现状
经济的发展要求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对农地的占用就不可避免，全世界没有一个地区不通过减少耕地而又实现城市化的。欧美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得以同步进行，得益于多个要素之间能创造出良好的互动和链接，以及产业结构的及时调整，而其健全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政治体制是良好的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保证。城市化并不止只体现在城市的规模不断增大，农地不断失守；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城市文明不断渗入乡村，新的价值观和消费观逐步被认同和接受的过程。这样的结果是，催生大量失地农民和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根据有关部门保守估计，我国目前失地或者部分失地农民的人口数量有六千多万，而每年还以超过两百万人口的速度递增。再来看看耕地方面的情况：根据国土部计算，１９９６到２００６年，中国平均每年净减少的耕地是１２３０万亩（２００６年复垦５５０万亩，但净减少也达到４６０亩）；从１９８７到２００１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３０００多万亩，而有关方面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到，全国违规占用农地达到２０％至３０％，如果把这部分算进来的话，失地人口将不止是以上那个数目。如果说城市化是一条让中国广大农民可以分享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经济发展所带来成果的路径的话，那农民进城标志着他们生活水平必将有大幅提高，但实际情况是按我们的设想发展的吗？社科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东部历年累计２００万失地农民中，有３０万是失地贫困人口，而在中西部问题更为严重，西南某省２０％的失地农民仅靠土地征用补偿金生活，３０％以上的失地农民最需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２５％的失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６３０元，处于绝对贫困边缘。我们再来看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情况。根据保守估计，我国现在已经转移出１．５亿农民，而在未来的五十年里，我国计划转移出４至５亿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达到６０％以上；而在２００６年度，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人平均年收入在８０００左右，月均收入不足８００元。根据有关学者调查研究表明，外出农民目前的收入和支出之比相对平衡，或略盈余或超支，但如果按城市的生活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城市生活费用还是处于维持最低必需消费的低位，属于城市贫困人口。
１）我们先来探讨农民失地的路径及失地农民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贫困的。农民失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征用、开发商圈地、农民自愿放弃耕种等。１）我们国家的非农建设用地主要是通过国家对农地进行征用，然后经过招标、拍卖等市场形式实现的。世界各国都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对私人财产征用的法律，但大部分的法律都有严格的限制性：就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征用价格的界定（以等同的市场价格为参考，而且把未来可增值受益考虑进来）。而我国情况却不太一样，第一，我国并没有在法律层面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可操作的标准。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国家土地征用的权力，但对这种权力的行使没有做出限制，公共利益有时候成为国家主导或者某些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借口，所以在法律层面上，“土地征用”失去其真正意义。在某种角度来看，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下政府权力过度扩张是我国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失地农民增多的主因之一。第二，农地的征用价格并没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也没有反映市场供求和土地的稀缺性。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制定的，各地的征用价格不同，而且价格是非市场化的价格。补偿标准过低，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失地农民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和征用补偿过低无不关系。２）记得九○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工业园、开发区遍地开花，一片繁荣景象，不过几年之后开发区里只见长草，不见厂房??其背后的推手是政绩效应。到现在为止，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几乎还是“饥不择食”，对引入的项目需要多少土地几乎都满足，一些企业便借机“圈地”，建设“花园式工厂”，有的甚至开辟大片生活区，导致土地惊人浪费以及催生一大批失地农民。以这种招商引资的方式开发农地，在某种角度看，可以繁荣乡村经济，扩大农业人口非农就业途径，以及达到城乡协调统一发展；但由于政绩效应作怪，整个过程由政府主导，其中出现大量违背农民意愿的现象：强行出租、承包费用过低、承包期过长；特别是此类企业往往是“排污大户”，对环境不可逆转的污染造成农村生活和生产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而在企业退出后一般都留下一个“烂摊子”，农地的返流耕作需要一定的治理成本，这种结果不论对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是得不偿失。３）农民放弃耕种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有着不同的预期，这和农民本身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或农民的机会成本以及农民种植土地的收益成本比较有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该部分农民找到另外一种他们认为比种地更能增收的就业途径；二是这种就业途径一般具有长期性，足以保证他们将来的生话的稳定性。这类农民工入城属于自愿转移现象，不是本文所讨论重点，所以不作更多阐述。
失地农民之所以进一步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失去土地时并没有得到相应而又合理的补偿，同时我们国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今后的生活和福利保障，其中包括就业机会、制度性保障、平等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等。有人算过一笔账，按中国现有的农民人均耕地水平，即使征地补偿为最高标准，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计算，这笔征地补偿费也只能维持５年左右的生活！不可否认，农民自身素质的欠缺和观念的相对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失地农民进一步发展能力的提升。但有人把失地而引起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农民自身的素质，包括文化水平、市场能力、及价值观等，在此本人不敢苟同。中国农民在建国之后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一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实行几十年的城乡二元制度把城市和乡村彻底割裂，以致引发相互认同的缺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种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机器刚性的一面，但它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是非常惨重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国家征用和企业圈地是造成农民失地的两大主因。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及制度性保障。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就业问题和两个因素关联极大：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和就业弹性系数（DG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拉动的就业增长率），一方面我国的人口规模在不断增大；另外一方面经济增长所能带动的就业弹性系数不断下降。根据有关学者保守估计，目前我国现在的失业率至少为２０％以上，而平均每年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量在１４９３万到１６６２万之间，传统的就业思路已经无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而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所以在今后的二十至三十年内，就业市场的过度竞争必将成为一种我们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洪水般涌进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而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中得一部分人不得不在生存底线上徘徊。
我国《宪法》第4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９亿农民中的大部分却被排除在在外，这无疑是对宪法公然的玷污。近几年来，国家已经逐步的把农民特别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但是不管是财政上还是执行能力上都暂时无法覆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几十年的城乡藩篱还似乎难于逾越。据有关方面部门的统计，全国农民工中参加医保或者是其他社保的人数占总人数的３０％不到，而至于其他社会福利制度，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因此陷入了所谓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困境。
２）农民工生存现状。笔者曾在深圳工作过三年，曾经目睹或耳闻过无数有关农民工生存的悲惨境况和事件，所以再一次谈起这个话题，心情无比沉重。“农民工”这三个字到底代表着什么？这得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说起。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政策的放宽，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当时对他们的统称是“盲流”，不管是政策还是城市公众层面，他们都被认为是危害城市安全的不稳定因素，收容和遣返对他们来说，有如家常便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大规模由农村涌进城市的“民工潮”，其称呼变成了“民工”，到后来在政策层面上对其贡献的认可，称呼才改为稍具人性化的“农民工”。不可否认，从盲流到农民工这是个极大的跨越，它代表着是国家相关政策的巨大改变，同时也是农民阶层自身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也不能否认，近几年来农民工得到各级领导重视和关怀，也得到各级部门从未有过的政策倾斜和舆论支持。但是，这三个字几十年来始终代表着一种等级区分，始终是给进城农民贴上的一种歧视性标签。而他们的生存境况正如这种标签的定义，十年以来一直得不到根本的改善，面对这种困境，国家所做的努力显得如此的有心无力。
进城农民工一般从事以下几个行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服务行业、个体户、“灰色”行业、一部分处于失业状态，成为“流民”。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工作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苦、脏、累、险。详细描述如下：
１）就业和岗位选择存在歧视。近几年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政策慢慢被取消，但其政策影响惯性依然存在，特别是人为设置的歧视性障碍使大部分的农民工没有更好选择。
２）工资低，而且被无故拖欠。国家为了保障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基本权利，专门制订了《最低工资规定》，各地也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制订了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具体规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少用人单位明知故犯，任意降低工资水平，有些甚至远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更为恶劣的是有些用人单位恶意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特别是在建筑行业最为嚣张。
３）工作时间过长，强度大。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周劳动时间为４０小时，但据一项专门针对非公有企业中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的调查表明，每周工作４４到４８小时的农民工占４２％；４９到５６小时的占２３％；每周工作５７小时以上的占１０％，其中最长者竟达８４小时。深圳曾发生过一江西籍农民工被老板强迫连续工作４８小时而劳累致死的惨剧。
４）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却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待遇。以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深圳为例，今年以来，该市每天平均发生工伤事故３０到５０起，这个数目还没有包括“私了”的在内。展示现代化成果的“橱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糟糕了。前面提过，有超过７０％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等。所以一般情况下，都采取“私了”的做法，而农民工一般都是弱势一方，所以发生工伤之后，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据调查，大部分的农民工认为工作苦点累点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能按时拿到合理的工资，所以生存底线才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根本。曾有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农民工给我算过一笔账：这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三口之家，夫妻都有工作。夫妻俩的每月收入为两千多元，房租水电费为６００元，生活费用为５００元，交通费、手机费等日常开销为３００元，孩子的教育每月２００元，寄回家３００到５００元，其他不可预见２００元，这么一算，到头来所剩无几，如果出现伤病等情况的话，预算或者会出现负数。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前几年沿海一带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的现象了。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在老家有地可种，那农民工返乡也无妨；如果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呢？缺乏制度性保障，他们只有两条出路：继续做更苦更累的工作，比如捡垃圾甚至乞讨；或者被迫“灰化”，甚至犯罪。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１０月１日发布２００７年全球人居报告中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犯罪率上升，主要原因为当地快速但无序的城市化进程。在当下的中国，流动人口犯罪已经成为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的难点和重点。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大中城市犯罪率每年以１０％的速度上升，其中外来人口的犯罪占比由１９７９年的３．５％上升到２００２年的８５％；广州市社科院１０多位学者历时半年开展的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广州市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８０％是外来人员，其中近９０％以上的人在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
前几年在广州发生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因手提电脑被抢一事，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人建议抬高进城门槛，把一些素质低的农民工拒之门外。对于这种言论，笔者就很纳闷：是一部电脑重要，哪怕是一位名人的电脑，还是农民工养家糊口重要？在农民工问题上，动不动就以素质说事，而不去分析其中原因，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流动人口犯罪和其他犯罪一样，国法难容；但重惩不止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社会诱因。
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导致了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在农村这么一个熟人社会里，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对人们的行为形成一种“软约束”，规范人们的日常举止以及抑制他们的非法之念。在农村即使生活异常艰辛，但贫富差距不大，何况乡村里拥有可相互利用的社会资源，因此生存压力可以得到缓解，所以乡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一旦进入城市后，“软约束”解除，当生活出现困境时，非法之念有如猛兽出笼；何况随着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仇富心态”和相对被剥夺感强化了他们的犯罪欲望。再者，社会排斥和体制性歧视以及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且救济途径的缺失也是流动人口犯罪不可忽视的内在诱因。当然，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私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泛滥成灾，“有钱就有一切”的错误观念被无限放大，“无力消费”像个恶魔一样折磨着他们，犯罪被认为是一条快捷致富的途径。这也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治理流动人口犯罪，还需两手抓，一手是严打，一手是给流动人口以制度性保障，包括就业培训、就业机会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等。
中国农村人口有９个多亿，如果城市化要达到６０％，必须转移出去５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而目前我们才转移出去不到２个亿，已经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顺利进行。站在农民的视角，如果生存仅仅是他们分享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所带来成果的目的的话，那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太巨大了，同时笔者不得不怀疑某些人的初衷是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纯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谁忽视这种力量，或者以人民利益为借口来达到某种目的话，其下场，正如历史不断重演的一样。
三、建议或者对策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但社会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比如ＧＤＰ的增长上，最主要还是体现在人和人、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上。一直以来，我们走在一条经济增长特别是ＧＤＰ增长为导向的发展道路上，即使是特殊时期所做的选择，对其的评价众说纷纭，但我们也可以从其代价和收益的对比中得出一个接近正确结果的答案。盒子已经打开，但恶魔还没有出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以及“绿色ＧＤＰ”等正确发展思路，是在国家层面对过去偏差的反思和修正，不失为英明之举。
早期的经济学家预言：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城市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是巨大的。但如果认为城市化仅仅是规模上的扩大，那这种认识未免过于肤浅。自从九十年代起，我国“造城运动”方兴未艾，大北京、大上海、大重庆….以大为美，以大为豪，甚至一些中小城市也随风而动，加快了城镇化步伐，有恨不得一口吞下周边农村的气势。随之而来的是，失地农民以倍数级增长，农民工潮水般涌进城内；环境被破坏，乡村文明沦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其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在某个角度来说，已经远远超过收益。所以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适当的农地非农化，如何合理地保护农民权益（特别是失地农民、农民工权益）以及如何提升他们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我国面临的迫切解决的问题。
１）我国所实行几十年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瓶颈。有学者认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城乡二元制度，此言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因果关系。不可否认，任何制度在设计上都有缺陷，但也要因势利变，与时俱进。但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是要适当放松管制，以致适当时期有取消之必要。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
２）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基于中国实际，尽量避免盲目、冒进现象。中国当下兴起新一轮的“造城”浪潮，毫不疑问，其背后推手是“政绩效应”。曾经听一位地方官员说过：ＧＤＰ没有两位数增长率，明年我很难保证在这个位子上坐稳了。城市化拉动相应产业的兴起，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同时提高了就业率，一箭双雕，但这种ＧＤＰ导向的游戏规则的最后结果往往是饮鸠止渴，得不偿失。所以，无论是在保护耕地“红线”的角度，还是基于地方经济的长远目标考虑，都应当严格控制农地非农化；同时地方官员也要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
３）国家很有必要对现行的有关农地的政策法规做一个梳理和相关概念上的准确界定，以及鼓励采取更灵活的土地流转经营方式，以确保农民对土地信心和热情。农民进城打工，可以多一条增收途径，但如果此路不通或者农忙时，他们要有“返流”的机会和热情，这样我国的城市化才不会出现“短路”现象。
４）有关政府征用农地的问题。这是城市化过程中争议最多，也是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但以下两点是不容置疑的：一，征地要尊重农民意愿，征地过程中过度扩张的政府权利要适当退出，通过价格听证给农民于发声机会，以保证农民市场主体权利的顺利实现，同时有利于打击征地过程中的非法行为和农地浪费；二，征地补偿价格要有合理的可参照物，适当时间要以市场价格为标准。目前就农地问题上把农民推向市场的做法也不可取，因为不论是市场信息还是能力上，博弈双方不具对等地位，吃亏的永远是农民，所以政策上的倾斜很有必要。
至于征地安置政策的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安置的途径包括：(1)谁用地谁安置；(2)把征地款给乡集体，由集体来安置农民；(3)对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补偿。现在的普遍做法是第三种途径，一次性买断，然后把农民推向市场，这也是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在当下的中国，这三种途径都是无奈之举，都绝非最优选择。有学者建议，在征地补偿接近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利用部分补偿费和财政支付转移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基金，而这笔基金的监管和运作则通过国家和专营机构来实现。不管如何，在国家征用农地时，不应把农民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之外，做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应该拥有这样的受益权。
５）目前就农民问题或者农民工问题上，不是舆论界还是学术界，都一致发出“给与同等国民待遇”的呼声。把农民或者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是民意，也符合宪法精神。几十年的城乡分割，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该“还债”的时候了。在另外一个角度，无论是在农地制度调整上的举棋不定，还是城市化面临的困境，无不和农民缺乏制度性保障有关。当然，近几年来，进城农民工也有一部分参加了社保和医保等；农村也实行“低保”制度和医保改革，虽说“雷声大雨点小”，但至少代表着一种努力，一种方向。
诺贝尔奖获得者思朋斯教授曾经说过，当前中国内需萎缩的主要内部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缺乏制度性保障，全民捂紧口袋，以防后患。试想想，九亿农民无力或者无心消费，内需严重不足，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里该含多少水分？
６）我国要尽快建立起农民工教育培训和就业保障机制，这是提升农民工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学者称之为“土地资源换人力资本”，就是说农民离开了（失去了）土地，国家就有义务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之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目前进城农民工一般从事都是“累、脏、险”的工作，这是他们自身条件所限制的，但同时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盲目地把他们推向市场，然后置之不管，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也是制度无力的表现。再者，农民工权益受到侵犯有如家常便饭，其中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民工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较弱，所以政府有义务普及《劳动法》知识，鼓励他们自主维权；另外一方面是有法不执、执法不严。在劳资双方产生矛盾时，执法人员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经常发生。所以要建立起一套完善有效的执行机制，才能从根本保证农民工的权益。
７）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可以有效的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３０％，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根据分析，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提高10个百分点，中国就可以增加5000万到7000万个就业机会，就可以把富余的劳动力吸收一半。有学者认为，我国第三产业落后和城市化程度不高有关，其根本论点是：第三产业不能异地生产，异地消费，生产和消费具有高度同一性，所以人口集中即城市化进程缓慢，影响了第三产业发展的进程。但这种论点缺乏一个最基本前提的支持：中国有九亿农民，其中大部分的消费能力只能维持在最低的必须消费水平上，这才是制约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我国发展第三产业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第一，国家要真正放松行政控制和管制；二，要推出一些促进其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刺激措施，如降低公民个人注册企业的资金要求，简化注册企业的审批手续等。第三，?研究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与扩大就业结合。现在转移支付的数额不小，但对落后地区的支持还是太少。第四，社会分工细化，创造新型的社区服务组织，找到更多的服务内容，发掘更多的就业岗位。
８）最后一点，其实失地农民和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造成的社会困境，其实质就是三农问题在中国宏观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如果我们的最后解决方案只是基于失地农民和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考虑的话，未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农村的衰败和凋敝进一步凸现出来。乡村社会基础面临解体、伦理道德丧失、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农民特别时青壮年农民逃离乡村…..所以，新农村建设迫在眉睫，急不容缓，且难度极大。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乡村则是他们最后的阵地。不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重构乡村生活价值已成为当务之急。只有这样，农村才是农民“进可攻、退可守”的牢不可破的根据地。
在贵阳，记得我最近一次搬家，因为东西太多，就请一个老年农民工帮手。贵阳人称之为“背篼”（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毕节地区。因为他们背上永远扛着一个装东西的篮子，这是他们的传统，进城后，这成了他们的职业标志），一般来说，视乎距离远近，替人背一次收入在２至３块钱之间，最多的也就５块。那次搬家因为走错地方，害得老人家白跑了很冤枉路。结账时我问他，该给多少钱，他说，你看着给吧。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刹，我的泪水不禁涌了出来。夕阳下，他的背影显得如此的孤单无助，而他的穿着举止是如此的和这繁华都市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