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位于豫北平原的最北端，北接河北省，也是华北平原的最南端。农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是粮食主产区。我们调查的吕村镇，以“吕镇腰鼓”而文明。安阳历史文化底蕴浓厚，“甲骨”的发现使得安阳文明海内外。坐汽车出安阳市区，公路两边，千里平畴，麦田一望无际。时至夏初，小麦由青泛黄，一派丰收的繁荣的景象。由此可见周人迁都的远见卓识。望着滚滚的麦浪中时隐时现的村庄，不由得让人感叹，这真是充满了希望的田野。

高、大、空的房子

进入我们调查的村子，我们的眼球被一座座高大的房子所吸引。无论是正在建的还是已经建好的，其外观的雄伟与富丽让人暗自惊叹。一般都是一砖到顶的一层平房，两层的楼房也不少见，地基有一米高，内空间高出四米，房子的基本布局当地人称为四室两厅，建筑面积一般都在200平方米以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外观气派的房子里，大都是空的，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室内几乎没有什么装修，墙面是水泥毛墙，照明布线东拉西扯，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我们落脚的房东家客厅异常的大，宽6米，长有12米，而里面除了几张课桌样的简易桌子外，空空如野，说起话来嗡声很大，。晚上走在村巷里，周围的高墙大院，给人一种压迫感。当地人将他们房子的特点总结为高、大、空。然而村民对他们的房子也颇自豪，经常在外打工的人都说，他们的房子比北京郊区农民的房子还要好。在村子里还可以见到上下两层有七八间房子旅馆式的特大民房。

李寨人打工的性质

李寨地处粮食主产区，属于典型的农业型村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不能满足其它生活消费的需要，再加上工商业发展滞后，外出打工就成为增加现金收入的主要途经。李寨是那种经济输入型村庄的典型。在人民公社时期李寨就有孵小鸡和做鞭炮的副业（可见劳动力剩余的状况），当时就有走南闯北卖小鸡的人。分田到户之后，1983年就有人外出到吉林打工。外出打工的流向以河北省和北京等邻近城市为主，主要从事建筑业。李寨的经济精英多为在外出从事建筑业中积累了经验和能力的小包工头。那种高、大、空的房子就是外出务工对李寨人建房观念产生影响的一种证明。用他们的话说，在城里建的楼房多了，他们的经济能力不可能在城市里卖房子，而在农村自家的宅基地上建一所气派的房子就成为他们实现安居梦想的必然选择。

在李寨人看来人的一辈子有两件事最重要只有建房子娶媳妇两件事。电影《天下无贼》中傻根说用几年打工的挣钱盖房娶老婆的话，正好反映了李寨人的打工的目的。李寨人外出打工与豫南等地方人外出打工有明显的不同。在李寨，春节时外出打工的人回家要暗自比较谁挣的钱多，由于主要从事的建筑业，包工头管吃住，出门在外基本的食宿问题解决之后，大部的收入都作为积蓄。而豫等地方的人外出打工，将所赚的钱大部分都消费掉，挣的多也花的多，攒钱的欲望不够强烈，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不以挣钱多少相攀比。前者可以称之为积蓄式打工，后着可以称之为消费式打工。

李寨人的通婚状况

李寨村李姓是大姓，其次是袁姓和徐姓。李寨的通婚圈大概在方圆十里之内。由于李姓占多数的原因，以前村内通婚的很少，今年来才多了起来，都以媒人婚姻为主。即使偶尔的自由恋爱，也必须请一个媒人从中经营，一桩婚事才能敲定。出外打工的男青年（李寨在外打工的女青年比较少，少数在外打工的女青年也只是到安阳、邯郸等邻近城市）仍然很少有人在外面找对象，然后在家完婚的。近年来还出现了专业媒人，说成一件亲事，收取佣金200或300元钱，每年的收入有2000到3000元。在媒人成功经营的婚姻中，除了媒人牵桥搭线，两情相悦之外，男方家的经济状况，在村子里的名声，父母的为人也是取得女方同意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男方有一院像样的房子是决定亲事成败的关键，单凭媒人将水说成油的三寸不烂之舌是不够的。男方家有一院一砖到顶的新房（即使是高、大、空）比什么都实在。房子在一桩婚事中起着孔雀开屏的作用。

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流动比较频繁的村庄，自由恋爱观早已成为主流意识的今天，为什么李寨人的通婚仍然如此传统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李寨村的社会关联度高，是一个村庄记忆浓厚的熟人社会，以前村内通婚较少除了同姓的禁忌之外，还有避免左邻右舍成为亲家，不好相处的考虑。第二，一辈子的农村生活仍然是李寨人长远的预期，从外面自由恋爱而来的媳妇，不能让人完全信任，稳定的家庭生活是选择配偶的主要考虑因素。第三，外出打工的工种限制了男青年与异性接触的机会，而较少的外出打工的女青年正是理想的求婚对象。第四，十里之内的通婚圈，来往方便的姻亲关系，为李寨人提供了仅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仍然传统的通婚形式，实际上是李寨人长期生活的一种约定。

李寨人的父权观念

李寨人有浓厚的父权观念。在同姓中，“门子”的界线相当清晰。“门子”李寨人俗称“本家”，一个本家由20户左右的单个家庭组成，有一个操办红白喜事的“老家长”。如果一个老家长年老体衰没有能力履行“老家长”的责任后，在同一本家人中自然会产生一个继承人。能担任老家长的人一般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说会道，有相当的阅历和见识，为人处事公正、公道，辈分在“本家”人中不一定最高。在喜事中，“本家”中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老人都会被请来坐席; 在丧事中，晚辈都要参加出殡。对于李寨人来说为人父母，一生中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儿女的成家立业，当然为儿子建一所新房和娶媳妇是主要的任务。只要儿女皆已成家立业，父母不幸在50岁左右去世，在丧事中也可以请一个“歌舞团”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喜丧。父母的为新家庭的产生倾注着毕生的心血，自然父亲对儿女有相当的权威。如果一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了新房并成婚后，这新组成的家庭并没有和原来的家庭脱离经济联系，在小儿子没有新房和为成婚之前，大儿子的义务将一部分收入交给父母，已备弟弟建房成婚之用，在李寨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弟兄两的关系中，哥哥相对来说处于支配地位，相当与弟弟有一定的权威，哥哥在占理的前提下可以用“耳光”教训弟弟，这同样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哥哥相对与弟弟的权威，自然是父权的延伸。李寨人墓葬的成扇形分布，最高辈分祖先的坟墓占据扇形的圆心，他的儿子们的在其下首（用李寨人的话说是在父亲的怀抱中）一字排开，更小辈份的子孙的坟墓也依照同样的规则分布。这样父子两辈人的坟墓就形成“父抱子”格局。“父抱子”的墓葬格局很能说明在世间的父子关系。

高、大、空房子背后所隐藏的生活逻辑

房子在李寨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婚姻中起着“孔雀开屏”的作用。李寨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投资在建房中，在村子里房子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房子是他们村庄生活的根。房子是理解他们生活逻辑的关键。对于一般的村民来讲，建一院像样的房子，多少都要像亲戚朋友借贷，很少有人家完全靠自己的积蓄建起房子的，对于婚姻关系中的男方来说，即使是债台高垒而建的的房子，也完全可以博得女方的认可。在村庄的熟人社会里，家庭情况的好坏不难了解，即使在不同村庄之间的媒人婚姻中，了解家庭情况也不难，但在婚姻关系建立的过程中，男方有没有没一院新房显得至关重要，即使是负债而建的。实际上说明了房子是一种“象征资本”。它的价值不体现在安居上，而具有一种“夸示”性，虽然房子是借债而建的，而且“高、大、空”，但它证明了主人在村子里的社会关系。拥有一院房子村子里的人可以进行自己的“村庄炼金术”。如果说婚姻关系是一个交换的过程的话，没有任何装修的空壳一样的负债的房子，仍然可以作为男方的一个砝码成就一桩婚事。一对姻亲关系的结成，意味着新的社会关系又建立了起来。建房行为作为一种村庄生活的惯习，不仅仅是为了面子竞争，它是村庄生活的一种策略。村民也明白倾其所有，东拉西借而建的房子，大大超出了安居的需求，村庄的生活已经使得建房行为，内化成村民的一种习性，和吊丧时要请一台热热闹闹的现代歌舞团一样，都是村庄生活不成文的规则，建房行为所包含的村庄生活的逻辑和那种即时消费为价值取向的村庄生活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私营水塔中的公与私

   来安阳调查以前，我们担心可能用水比较困难。住到了房东家里，他们家竟然有自来水。李寨建有水塔，而且水塔和自来水系统是私人经营的。据我们了解附近的村子都有水塔，也都和李寨一样大多私人经营。水塔是近两年才建起来的，政府的防疫站投资了一部分钱，要承包水塔的个人投资一部分钱。作为村庄的公共品水塔为什么不由村委会来管理和经营，村民说这也是吸取了别的村子的经验。附近其它的村子曾经讲水塔和自来水系统，由村里投资和管理，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偷水现象比较严重，由村里组织人收水费不好收。水塔由村里来经营，村民都将之看做公家的东西，谁都想占便宜，水表形同虚设，水费收不上来，水塔抽水的电费交不上，供电所给停电，自来水不能及时供应，影响其它比较自觉村民用水，这样比较自觉的村民也不按时交水费了，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自来水系统很难正常运转下去。水塔由私人投资和经营，情况就大不相同。自来水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成了一种私人提供的产品，既然是私人的东西，占便宜的人就为情理所不容，管自来水的人采取绝然的断水措施也理直气壮，收水费也比较顺利。李寨的自来水管理方法是吸取了以上的教训而由私人经营，运转的就比较好，而且在电费上涨的情况下提了几次水费，也为村民所认可。自来水公与私的性质不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管理效果。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在自来水这样的公共品的供给上起不了多少作用，村庄不能提供一种笼罩性的力量，对村民的不合理行为进行约束。公有的观念已经很淡薄，共有的东西谁都想占便宜，而私有的东西则不可侵犯，市场的逻辑是否已经内化到村民的行为之中？与上面的自来水问题可以进行类比的是村内道路硬化的问题。李寨村的街道只有一条进村的主干道是水泥路，就这条路也只修了一半。听村民讲，李寨没有集体企业，没有任何的公共经济收入，村集体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修这条路时镇政府补助了一部分资金，村道两旁的树卖了一部分钱，让村民集资根本筹不到钱（只有一个开杂货店的村民捐了一百块钱，然而修了一半的路没有修到他家门口），义务工也组织不起来。村委会缺乏动员和组织能力，对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起不了支配性的作用。吊诡的是计划生育和丧葬改革这样关系到每家每户根本利益的政策，由于有政府强有力的权力作为后盾，在李寨执行的很顺利。

为了四亩八分地的上访

李寨是一个没有多少公共事件的村庄，一个和谐的“父子村”，村庄内部不同姓之间关系融洽，用吕德文德话说就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村庄。可以称的上让全村人共同关注的事件就是村民为了维护村里四亩八分地的权益而进行的上访。李寨集体所有的四亩八分地被镇政府建新的政府办公大楼时征用了，关于赔偿款的问题李寨和镇政府产生了分歧，原来村委和镇政府签订了补偿协议（在签订补偿协议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村两委矛盾和乡村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赔偿款太低补偿方式不合村民的要求，村民中产生了积极分子，自发组织起来到县里上访。镇政府气派的办公大楼已经建成并投入了使用，但村民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整个事件中村委会的处境非常微秒，如果村委会极力代表村庄的利益，必然和事实上的顶头上司产生矛盾，如果与镇府妥协，村民又不打应。原来的村委会主任由于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没有尽力维护村民的利益，在最近的村委会选举中被选了下来，村民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新选的村委会上。村委会的微秒处境，恰恰说明了它在村庄内部权力的虚弱，而在乡村关系中又受镇政府的支配。村民自发组织上访的行为表明，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在一致对外争取利益时能够产生统一的意志和行动。而在村庄内部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上，由于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制约性力量，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可以说，李寨村内部是一个权力虚空化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