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应邀到贵州访问，顺道到贵州省农科院孙秋女士乡村建设实验基地的长顺县凯佐村作了几天调查。凯佐村大补羊寨妇女会和凯佐堡农民运动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为大补羊的妇女会和凯佐堡的农民运动会代表了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特分别记述之。

长顺县是苗族和布依族聚居地区，凯佐村居民以布依族为主，杂居有少数汉族人。虽然布依族与汉族之间仍少通婚，其习俗却已相近，汉族妇女认为布依族妇女服饰好看，而在节日穿上布依服装参加公共活动，布依族的相当部分生活习惯则已汉化，中年以下布依人不再会讲布依语言。倒是近年来为适应旅游业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受到鼓励，民族节日及服饰变得流行起来。

大补羊寨是凯佐村的一个村民组，一个有60户居民的自然村。与我以前想象的贵州农村“石头山、巴掌地”不同，凯佐村的耕地面积人均约有2亩，草场更大，仅仅是大补羊寨就有上千亩的草场。为了调查方便，我住在大补羊寨一农户家中，女户主罗二芬是乡人大代表，是一位能力强、公益心高又有威信的能人，又是大补羊寨公认的妇女领袖。罗二芬约五十岁，正是罗二芬成功组织了全村第一个“托牛所”，又义务管理寨子的“牲畜银行”。罗二芬成功组织“托牛所”及管理“牲畜银行”的基础，则是大补羊以妇女为主的活跃的民间组织与民间活动。

“托牛所”是1996年开始组织的。大补羊耕地面积较多，草场面积也大。耕地要用牛，每家养牛特别花费人力。1996年省农科院到大补羊搞项目实验，寨子的劳动力不足，一些妇女在吃酒席时商量能否联合起来养牛。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村民组长的支持，组长委托罗二芬等妇女牵头组织。罗二芬很快与寨子另外两个妇女召集全寨妇女开会，开过四次会后达成集体放牛的一致意见，分水牛和黄牛二组，水牛组每天四人一组，黄牛组每天2人一组。最初的“调牛”（即根据每户养牛数量安排劳力。）缺少经验，罗二芬等人花了好几个晚上。现在则积累了丰富经验，口头就可以调好。办起“托牛所”后，以前寨子家家户户放牛，每天要50、60人，现在每天只要六个人就可以了。因为有了“托牛所”，村民也有积极性喂更多的牛，最多有一户喂八头黄牛，或五头水牛。在办“托牛所”前，寨子共有不足100头牛，现在则有200多头牛。

“托牛所”的名字是以后农科院在大补羊搞试验的专家取，大补羊人很认可这个名字。但“托牛所”却是大补羊妇女的发明。

2001年，省农科院在凯佐村一些寨子做小额贷款实验，称“牲畜银行”。每个寨子给7500元资本金，由妇女组织管理。大补羊“牲畜银行”管理小组由五个妇女组成，罗二芬是召集人。

罗二芬召集牲畜银行管理小组开会，决定将全寨60户按四户一个小组，编成15个基层单位（联组），每个基层单位获得一份500元的贷款。每个联组的四户，由抽签决定使用贷款的先后顺序，每份贷款的使用期限为一年。贷款只能用于养殖如修猪圈、买仔猪及饲料等。一年后将贷款“滚”到下一户，利息则交给管理小组，管理小组将利息也作贷款在全寨“滚”。依据省农科院的规定，500元小额贷款的年利息为30元，一年下来，管理小组可以得到450元利息。“牲畜银行”管理小组每年都召开全寨以妇女为主的会议，少则一次，多则数次。寨子即使家里不缺钱的农户也会参加会议，并加入到“牲畜银行”中来，不然村民会认为这户人家太冲，以为自己有钱了不起。“牲畜银行”的基层联组由农户自愿组合而成，关系好的就会组在一起。几年下来，大补羊的“牲畜银行”运转良好，没有一户拖欠还贷时间，管理小组也有了近3000元利息。

“牲畜银行”管理小组是无偿工作的，罗二芬说，反正闲着也没有什么事情，寨子里的人叫我们是“老玩童”，我们也是找个机会与寨子的人搞关系。

在大补羊“牲畜银行”五人管理小组中，有三人为罗二芬所参加的“合心会”成员，另外二个妇女较为年轻，参加的是年轻人的合心会。所谓“合心会”，是布依族人为了获得融资而组成的自愿组织。但在实际的运作中，融资反而变得不重要，而强化会内联系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合心”二字所表明的，“合心会”是关系友好合得来的同龄人组织。大补羊牲畜银行管理小组五人均为从外面嫁进来的媳妇，这些人嫁到大补羊后，逐渐就形成了一些友好关系，其中谈得来的同龄妇女就会提议组成合心会，约了会，有事就相互支援。凡是参加合心会的成员，轮流办事情（比如送人情），一人做事，众人相帮，就将难事对付过去了。按她们自己的说法叫做“集中小钱办大事”。罗二芬所约的这个合心会已有七、八年时间，一直是八个妇女，时间长了，合心会的妇女关系亲如姐妹，融资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感情。

以个人为基础的合心会，都在寨子内部发生。未出嫁的姑娘不做会。未成婚男子则可以做会，又叫结婚会，同一个寨子的未婚男子做会，在结婚时相互给予融资及劳务方面的帮助。男子成婚后便不再做会，而妇女则是出嫁后才开始做会。除了个人做会以外，还有以户为单位的约会，尤其以白喜事会为多，就是在约会各户中有老人去世，入会各户帮钱帮忙。

合心会不止是融资，还要出力。妇女合心会尤其有趣。举例来说，罗二芬所在八人合心会中，如果罗二芬的弟弟结婚，要送1000元的大礼，罗二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会让合心会成员出钱（抬钱）。罗二芬要在她弟弟大喜的日子去送礼，合心会的另外七个妇女有义务陪罗二芬去送礼。换句话说，由妇女做的合心会，就总是不断地吃喝到了寨子以外，而由男子组成的合心会，只会在寨子内发生吃喝。顺便说一句，罗二芬的弟弟结婚，不仅合心会的成员要陪过去吃酒，而且罗二芬夫家近亲都要陪去送礼，而他弟弟寨子的人也全部要参加酒席。也因此，布依族办酒席的规模都很大，少则每顿50席，多则每顿100多席。虽然布依族一般只在红白事和新房落成时才办酒席，但因为参加酒席人员众多，而致农闲时节酒席不断。以前布依族结婚要吃三天三夜，现在酒席太多，改革为吃一天两顿。但丧事不能随便减少时间，至少要办四天，多则要办一周以上，因为要算好日子。也正是因为红白事规模巨大，而使做会融资融力变得重要。

据大补羊人说，合心会是最近10年才流行起来的，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合心会一说。不过，每年农历六月六日的种苗会，则是布依妇女的传统节日。每年六月六日，全寨妇女都会约在一起“凑钱打平伙”，往往是在前一年六月六日种苗会上确定10个妇女承头负责筹办本年度的种苗会，到了这一天，承头的妇女每家收钱，然后买鸡买肉，买香买纸，下午聚餐。

不仅仅是传统的节日，而且罗二芬们经常约寨子里的伙伴，自费包车参加地方各种热闹的文化活动，每次外出都是盛装参与。2005年4月，县城举办大型文化节（杜鹃湖文化艺术节），罗二芬与村里30多个妇女每人花七元五角钱包车起早去赶晚回。仪式是生命的浓重表达，大补羊妇女盛装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就使生活有了意义，生命有了体验。正是盛大的仪式及盛装的参与，使缺少超越性信仰的中国人却有着充实的生活。我在罗二芬家住的晚上，每天都有五、六个妇女过来边做衣服边聊天。尤其奇怪的是，她们竟要等到凌晨二点钟看安徽卫视播放的一出电视连续剧。大补羊妇女习惯晚睡。晚上正是聊天的好时光。罗二芬家及其他大补羊妇女的家中，都购买有很多当地人拍摄的文艺片，尤以对歌为多。她们播放给我看，并自然而然地跟着唱起山歌来。

大补羊妇女的精神面貌不错。且大补羊的村寨治理不错。寨子中没有不孝，没有非正常死亡，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没有偷盗。罗二芬及大补羊寨的妇女都说，现在唯一不满意的是缺钱，然而，“城里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满意。没有十全十美。人生不会达到完全的满意”，何况“赚的钱越多，口味就越大，就会仍然缺钱”。罗二芬她们又说，“我们受过苦，因此知道福气。年轻人现在不知足，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想，大补羊的妇女是幸福的，因为她们认为自己有福气。在荆门农村调查，农民也认为自己比城里人的生活强，因为以前他们一直羡慕的从本村进城工作的工人下岗了，下岗工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农民。农民不是与城里的富人比，而是与城里的穷人比。他们因此获得了满足感。荆门农民的满足感不全是假的，因为荆门农民会十分正确地指出，他们将打过农药的粮食和蔬菜卖给城里人吃，而他们只吃不打农药、少撤化肥的粮食和蔬菜。大补羊的妇女认为自己幸福也是很有道理的，她们生活中有诸多乐观，很愉快，也很充实。良好的人际关系，早已解决温饱的生活水平，对外面世界的强烈好奇和对村寨事务的热情参与，使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意义。她们生活中的品味很高，她们不是为了温饱，而是为了生活的意义而活着。她们才真正是一群有生活目的的人。

王绍光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来说，重要的NGO往往不是政治性的，也非经济性的，而是文化性的。比如钓鱼俱乐部，遛鸟协会等。他举柏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例子说明，往往是那些娱乐性的组织，提高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我完全同意王绍光的意见，因为我们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组织的老年人协会的运作效果很好，我们将之归结为“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大补羊的妇女会，我们可以从经济上去理解它，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它。无论如何，丰富的闲暇活动使大补羊妇女的生活质量很高，她们不会舍得自杀，也不会随便放弃对村庄的期待。

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奇多，农民的闲暇生活质量很差，如何可以将大补羊妇女会的经验搬到中部汉民族聚居农村？我们也许只需要很少的外部资源输入，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中部农村妇女的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