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金富
这是一个贫困县，国家级的贫困县。县扶贫办主任对能够争取到这个称号颇为自豪，戴上了“国家级”的帽子，不仅有许多优惠政策，还直接提高了国家对该县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就在前几天，他还去了一趟北京。交通工具当然是飞机，对于扶贫办主任来说，外出开会坐飞机早已是家常便饭，这令我们几个曾向导师申请了好几次要求坐飞机回北京却没有成功的穷学生好生羡慕。主任还告诉我们他在北京跑项目请领导吃了几顿饭花了一万多块钱。要是在以前，这钱还花不出去。可见，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不是徒有虚名，的确是能够带来好处的。谈到具体的扶贫项目实施时，主任说，农民不配合，好像我们做的项目不是为了他们。俨然一副慈善家的口气。
我们去的A镇是我们在该县做基线调查的重点镇。因为晚饭一般都在镇政府的食堂解决，在镇里时间呆得久，聊得多了，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逐渐相熟。他们也愿意向我们吐露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们这样来形容领导布置工作任务的讲话：“任务坚决完成！用什么方式我不管！不能出问题（谁出问题谁负责）！”他们坦言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很难办，而自己的领导对待的工作都是这样的态度，那一般的基层干部工作时又怎能会以群众的需求为目标，只是应付任务而已！他们还认为村民素质太低，一搞民主选举就乱糟糟，现在的农村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农民不好管理了；政府发起的“三清三改”（包括处理垃圾、改造厕所、清理路障等）运动一到村里就无人响应；修路时，村民不仅不愿出义工，还怨声载道，嫌拨付的资金少。看来，镇干部日子不好过，是“上下”不是人啊！
我们在A镇b村调查时，村干部对我们说：“咱们先吃饭，然后再调查。”一顿饭吃了将近三个小时，中途我们几次暗示调查的样本量非常大，需要赶紧去贫困农户家调查，村干部都找其他话题来转移。饭后，村干部说：“把问卷拿过来，我们保证你们的调查任务能够完成，我对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很熟悉，我来给你们填，半个小时绝对能够搞定。”我问他们以前在这个村的调查都是这样搞的吗？他们劝我们学生以后在社会上要灵活一点，调查要的不就是数据吗？我们当然是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在进行村民小组分类和农户贫富排序之后，选出适当的农户类型比例，由村干部带队进行入户访谈。
在A镇和B镇，我们共对六个村庄进行了参与式田野调查。期间，遇到的种种困难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首先是村庄的进入障碍，除了其中的一个村庄可以从镇里步行过去，其他四个村子都需要租车在弯曲的泥路上颠簸前行，而从村委会到各个自然村的道路尤其差，一路上饱受惊吓，更艰难的是去另外一个村子的时候必须得过一座宽仅为30多厘米的简易木桥，下面是湍急的河水，一走上去直摇晃，当场就把当中的一名女生吓哭。其次是村民住房的简陋破败，简陋的土坯房最常见，室内几无装修，正堂中央帖的大都还是毛主席的大头像。有些人至今还住在村集体的仓库里，一个行政村里砖房屈指可数。再次是村庄的环境污染。乡村美丽不在，童年时的乡村恐怕只能够在记忆中找得到。村内垃圾满地，池塘已经严重富营养化污染，而村民的饮用水井就在旁边。有村干部说，镇里不管，村里没钱，村民不愿出力。村民说，我们都不知道村里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村干部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然后就是村庄文化生活的沉寂。村民家里的电视只能收到江西台，电话信号时强时弱，若买了书都是家里孩子的教科书，村里除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组织机构。
透过以上种种现象，有人形容的“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一点也不为过。当然，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以一名置身其中的村庄外来者身份，从农村治理的角度去看，我发现村庄的公共生活管理存在着以下的困境：
第一，治理的权威缺失。治理需要权威，这个毫无疑问。然而，现在的困境是既没有政府机构的权威，也没有民间机构的权威。形象一点说，这里的“乡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权威治理的境地”。县扶贫干部的自我角色定位，镇领导推卸责任的荒谬说词，镇干部对基层工作的怨言，村干部的形式主义，政府发起的运动无法获得农民的回应等现象无不反映出了传统的政府权威正在逐渐丧失。然而，另一种权威――民间机构依然发展缓慢，不能弥补政府权威衰落产生的真空。
第二，治理的目标偏离。有效的治理即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是乡村基层组织最主要的工作目标，事实也表明是颇有成效的。但是，经济的增长只是村庄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村庄的公共生活领域包含很丰富的内容。赵树凯先生把它归为四类，第一类是有关基础设施的，比如水、电、路、环境等；第二类有关农业生产；第三类是有关非农业生产的；第四类是有关个性追求和个人发展。然而目前治理的目标过于狭隘和单一。我们发现，一、只要和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项目乡镇政府就会比较重视，比如我们发现这个县到处都在修路（虽然整体路况还比较差）；二、贷款贷富不贷穷，我们访问的贫困农户几乎没有从银行借到钱的，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不难理解，但这有违公平。现有的治理目标只是部分人部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过程。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强者愈强，贫困农户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局面。
第三、公共精神的匮乏。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资金和物质固然重要，但村民的公共精神同样重要，也同样是一种必需的资源。村民老是抱怨脏乱的街道、发臭的池塘村干部不管理，村干部抱怨上级政府不给钱。事实上，其中的许多问题若依靠一个村庄内部的力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有一个行政村三面环河，出行很不方便。有人提出要集资在河上架一座简易木桥，结果离木桥稍微远一点的几个自然村响应的了了无几。更有甚者，当水泥、沙石等修路的扶贫物资都送到家门口了，户主也不愿意过来卸货。精神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更为可怕。村庄的治理，特别是其中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建立村民的公共精神基础之上，否则，治理就谈不上政府与公民持续不断的互动了。
农村治理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能够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服务需要；其三，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具有良好的冲突协调机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前面两个方面的治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经济增长了，社会发展了，农民的需要变化了，但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并没有改变，工作方式仍然带有“深刻的行政控制色彩和群众运动烙印”。行政制度改革滞后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村民公共生活领域的政府权威逐渐衰落。政府对村民的动员能力和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都呈明显降低。农村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权威，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更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因此，要实现有效的农村治理必然需要进行行政制度的改革，重建基层政府的权威。
另外，需要广泛动员民间资源，发展民间组织。人们往往强调公共物品要由政府的公共权力部门来提供。但现状是，许多基层组织退化严重，难当重任，乡村干部不愿意干和不肯干的事完全可以由民间组织去完成。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服务需要的同时也培育了公共精神，提高了农民的公共参与能力。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发育的重要基础。比如有些项目的实施可以让村干部以外的，在村里办事公道、比较有威望的村民组成理事会来进行管理。同时，民间资源的动员和挖掘，需要重视制度建设，要建立起“保证村民广泛参与和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公共管理的过程要体现全体社区成员的权利和责任”。此外，政府要为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少一些行政干扰，多一些鼓励支持。
村庄公共生活的管理困境不是一蹴而就，是长期积累造成的，其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实现农村的善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其土壤，那么终有一天，它将会从小苗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