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赵俊臣:唱歌唱不出新农村,跳舞跳不出新农民
1970-01-01 08:00:00 作者: 来源: 互联网 浏览次数: 13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中,有的社会精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要以文化为本位、要把唱歌跳舞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的主张。我却觉得,强调一下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定的作用是可以的,但是把文化建设提到比生产发展还高的地步,以至于要以文化为本位,那就不能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我的看法是,唱歌唱不出新农村,跳舞跳不出新农民。 首先,新农村是干出来的,新农民是磨炼出来的,而不是歌唱出来的,也不是舞跳出来的。在农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道理:春节不播种,地里长不出庄稼;禾苗不浇水,就会被旱死;种地不上粪,等于瞎糊混;农产品不看市场,没有市场定单,销售受阻,就完不成“惊险的一跳”,结果只能是赔本的买卖,得不偿失。在这里,任何关系、任何权力都是不起作用的。呼天天都不会应,叫地地都不会灵。至于有的精英主张的唱歌跳舞,可能你唱一天、二天,一个月、二个月,都不会有人理睬、更不会有人同情! 精英们常常拿华西村、南街村说事。其实,华西、南街早就不是村了,而是地地道道的、货真价实的、不折不扣的加工业小城市了。我们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国家,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社会,既然早已不是“村”了,为什么还不自觉地放弃名不副实“村”的帽子,戴上“市”或“镇”的帽子呢?至于华西、南街是不是靠唱歌跳舞才建设起来的?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虽然华西、南街重视唱歌跳舞等文化建设,特别是南街更是重视得不得了,大喇叭播放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是每天都少不了的。我虽然没有去过南街实地考察,但是看过的几乎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华西、南街是干出来的,而不是唱歌唱出来的,也不是跳舞跳出来的。 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天天唱“语录”歌、天天跳“忠”字舞的经历,实践证明不但没有唱出新农村、跳出新农民,反而弄得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教训,还不值得我们永远汲取吗?!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语录”歌、“忠”字舞是错误的,不能拿错误的歌舞来作论证的证据。不过我认为,不管好的歌舞、不好的歌舞,都是不能代替实际的生产活动的,更何况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的那时,都认为是“对”的,好象当时不见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谁敢说个“不”字?! 我不但不反对各地农村、各民族农民唱歌跳舞,而且认为各地农村、各民族农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节庆的日子里,经常地搞一些有意义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这是因为,健康的歌舞,不但可以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可以给人以奋进、激情。我曾多次在云南省的一些农村看到,繁重的一季农业生产过后,人们欢庆丰收,往往唱起嘹亮的、兴奋的歌曲,跳起欢快的、有特色的舞蹈;凡有人家遇到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歌舞自然是少不了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更是给人以别样的感受,有的轻松、欢快,给人以愉悦;有的高昂,给人以奋进、激情。而且,许多歌舞还给人提供交往和沟通的机会、平台,也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唱歌跳舞毕竟不是生产,也不能代替生产。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当农民生产缺少优良品种时,唱唱歌跳跳舞,还是没有;缺少化肥时,歌唱的再多、舞跳的再高,不掏钱化肥厂商仍然不会把化肥白白送来。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生产、经营需要的金融机构服务,许多地方农民盼呀盼,许多学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曾跳舞唱歌,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不见农村金融有任何改善、改进的迹象。这说明,市场经济只认商品交换,而且这种交换必须是等价的;在市场经济的规律、原则和规则面前,连道德说教都不起作用,唱歌跳舞就更不起作用了。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某国家级贫困县调研开座谈会时,县领导曾反映说,有一次省里某领导到他们县调查研究,他们汇报了县里的困难、受灾和拟上马的20多个项目,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扶持和照顾,能够批准几个项目,特别是吃饭时曾由一个县领导给这个省里某领导连唱几十首歌,(近几年来,当地流行为上级领导和外地客人唱歌跳舞助兴的接待潜规则),希望能够感动他。但是,这位领导并不为此所动,一分钱也没有给,一个项目也没有应允。我曾请教改县领导,是不是这个省里领导回到省里后、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决定扶持、再审批项目?县里领导告诉我,已经一、二年了,根本不见动静,而且他们开玩笑的说,他们那位县领导为这位省领导唱歌唱得嗓子都哑了,看来是白唱了!我对县里领导说,唱歌当然是唱不来扶持、唱不来项目的!要想向领导、向上级要扶持、要项目,就必须好好地准备项目建议书,把理由讲足、讲够、讲充分。 我也不反对有的城市里的社会精英,下乡后难以打开局面,而借助于、或者说通过先组织村民唱唱歌、跳跳舞,从而拉近与村民的距离,然后顺利地进行自己下乡的目的活动。这可能是有的精英的经验,是不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普遍的意义,我不敢肯定。因为,根据我多年来农村工作的经验,只要从事的是关系农民们的生产、生活有关的事情,农民们都是很欢迎的,热情很高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农民不欢迎、打不开局面的尴尬。当然,我也曾经经历过农民们不欢迎的时候,那是“***”时下乡宣传“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农民们不但没有热情,而且有的还表现出抵制与反对态度。我推测,如果城市里的官员和精英们下乡宣传所谓的“重走集体化”、“农田规模经营”、“农民素质低”、“农民愚昧落后”、“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等一套根本错误的道理,即使你一进村先组织唱歌跳舞,也不会有农民拥护、欢迎和支持,其结果肯定是要遭到农民的不欢迎、反对和唾弃。 值得庆幸的是,中央决策层在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决策中,果断地把“生产发展”规定为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第一目标,并把此作为本位,而没有把精英们的所谓文化作为要务、作为目标、作为本位。我觉得,中央决策层是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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