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不同应对方式及主观感受
川西平原旋耕机的推广使用，和豫东平原小四轮的广泛使用在时间上差不多，都是1990年代末期开始普遍使用的。但两个地方的推广方式却大有不同，豫东平原如今是家家都有小四轮的状况，即便是关系亲近的兄弟、堂兄弟之间，也不会共用那其实完全可以几家共用的小四轮，因为“怕麻烦”，不希望在亲人邻居之间出现这样的纠纷。而川西平原单家独户使用旋耕机的很少，很多人家都不会自己买，买了的人家大多也都是为了做生意――每到耕种季节专门出去给人打田挣钱用。所以当他们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觉得很奇怪：“你每家都买干什么噢？”
对比这两个地方农民不同的行为方式及其背后动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豫东平原的农民之所以把那么昂贵的东西（一台小四轮少说也得八千多）当作生产必备品而家家都去买，是因为他们在计算成本时把人情、面子因素都纳入进来了，为了不欠人家的人情，而硬撑着也要去买；或者为了不让其他人来赚、自己也不好意思赚这个钱，自己哪怕花更多的钱也要去购买。不想与兄弟共用，说是因为嫌“麻烦”，实际上是由于人情面子因素与理性计算因素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使自己夹在中间不好做人。而在理性计算与人情面子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维护面子，宁可自己多花很多钱。川西平原这个地方的人们，已经是可以把经济因素的考虑、理性算计的层面和人情往来的考虑相对分开了的。市场方式的交易遵照市场交易规则，人情往来的交换另外有人情交换的规则和长期预期。而且在这里，人们生产生活当中的绝大多数考虑都可以使理性计算占据上风，该不花的钱就没必要去花，请人打田，工钱价格费用，也都算得清楚明确，不会把人情面子的因素过多考虑进去。这时请工的和被请的，双方心里也都是坦然、明白的：请工的人知道，人家买旋耕机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的，你怎么能让人家吃亏呢？而不会有自己和他家还是亲戚邻居熟人、他就应该送点人情之类的想法。被请的人也知道，人家请你就是对你工作的认可和信任（而不单单因为两家是亲戚、是熟人），你就要好好给人家打田，质量要保证价格要公道，争取树立起诚信，以后人家就会再请你打田。他们的这种交往与互换，更多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的。
豫东平原这个传统力量影响较强且深、现在又正经历着市场冲击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把人情和理性算计在不同情况下适当区分开，还是按照原来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把村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混合在一起，所以面对理性考虑时难免产生矛盾冲突，或者为了避免矛盾就干脆“要着脸皮，饿了肚皮”，宁可自己多浪费钱也不愿意损失自己或伤及别人的面子。而在川西，即便是一个小组的人由于打田生意的竞争而产生矛盾，他们也不觉得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例如笔者所调查村的三组组长有两台旋耕机，他们本组另外一家也是做打田生意的人认为，今年组长做的打田生意越过界了，抢了自己这边的生意，所以就故意拖欠着生产共同费不交。组长就找到村主任去说情，由于村主任和他是小学同学，最后村主任出面做了不少工作，那家才把费用交了。虽然组长面临着因做自己生意影响到工作而被上级责难的风险，但他们也不认为这是有损面子的事；他在争取自己生意时毫不含糊，在面对他人的对抗、化解风险时也想尽办法，也包括运用人情网络的因素。
其实，川西这里人们之间也不是就没有人情一类的往来与互换，而是他们将人情往来与市场理性下的交换，有所区分地用在了不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情互惠会在另外一些地方、以另外一种交往规则出现，而很少“介入”到理性算计和市场交易的场景中。而当豫东的人们面临需要市场理性的情境时，则往往碍于人情面子的考虑而采用了回避市场交易的方式去解决。虽然他们主观上是希望人情因素能够得以保持、至少不至于丧失，但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人情往来的无法维系和中断；因为人情是需要不断的往来、频繁的互动才得以维持、延续并强化的，而当人们回避或减少了这样的往来互动时，不仅人情的关系会淡化，而且人际关系也会变得疏远、漠然――这里的人情，正因为人情面子的回避而变得淡薄甚至消失。
川西这里将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人情、面子乃至价值尊严问题和市场理性化的行为处事逻辑分离开来的方式，不仅体现在村庄内部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换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家庭内部的关系和问题处理中，比如家庭内部的父子关系与养老问题。
在家庭内部的父子关系、年轻人与老年人关系方面。例如儿子借了父亲的钱，是不可以不还的。“如果不还就要打破脑壳的，就要扯经（扯皮，有麻烦）的。”村里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纠纷：儿子找父亲借了钱后不还，发生争吵，最后通过干部调解，儿子还是还了。“人们肯定都是说儿子不对噢”，因为“父亲把你养大了，不可能你结婚之后还要一直养着你的”。
父子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都划分的非常清楚。比如赵老人说到他自己的状况：原来四个儿子每家一月给我10元钱、一年给我140斤粮食。后来征地每人赔偿6200元，给我了1200元，他们四兄弟商量后决定把剩下的5000元存入中国银行，说每月给我取60元，免得都给我一下子花完了他们又得给我钱、供养我。但是一个月60元哪里够？我就自己种点菜背出去卖，卖几块钱补贴一点。用的自来水是从老二家牵到我屋的，我每年给老二10元电费钱，硬过硬地要给他钱。人家四兄弟都是这样说好了的：老汉从老二那里接的水，一个月用电约2度，老汉一年要给老二10元钱的电费，所以“我也不愿意捡那个便宜”。虽然老人独自过着“小春出来就卖小春，大春出来就卖大春”的日子，甚至有时还得去“弯腰弓背的捡谷子，捡的头都晕”以补贴生活，但他觉得“四个儿子对我还可以”，同时也很懂得捍卫自己的权益：“现在分污染款的钱，按田亩分，该他们得就他们得，我想都不想（因为老人的地均分给了四个儿子）。如果单独按人头分的话（比如那6200元），就应该给我，我就应该得。”并且无论闲忙，“我不会给四家任何一家做事，免得得罪人。”
父子之间在涉及到利益关系时，都很理性，儿子不能耍赖，老年人也不能做出倚老卖老、“占便宜”的事来。老人既没有那种因为年老就应该被敬重从而可以不按规则办事的想法，也没有那种受委屈、受欺负的感觉；既没有一种作为老人的优越感，也没有一种作为老人而被边缘化或不被尊重的失落感。父亲和亲生儿子之间，也都需要把帐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把物质的供养和精神上的孝顺分离开来，把市场理性的考虑和养老、敬老当中的价值问题做出区分的时候，并且当人们都已习惯了这种分离的思维和处理方式的时候，他们的很多行为与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而川西这个地方的养老问题，更多是物质能否有所保障的问题，而很少涉及精神、心理上的尊重还是怠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养老与孝敬这两个在传统理念下原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问题给分离开来了。所以在这里，能够保证物质上的供应，就不存在对待老人不孝的问题。至于主观精神上的宽慰寄托与心理满足，年轻人不觉得那是什么问题，老人也很少有那样一层期待。觉得能够按时把钱粮供应给自己就足够了，而不管这种供应是儿子主动的，还是通过法律手段、通过村组干部出面来解决的。他们不会因通过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养老保障而感到颜面扫地或丧失尊严，他们可以把精神、主观感受上的考虑从养老这个问题上分离出去。
但豫东地区的情况就很不一样，老人很重视“那一口气”，有时宁可不要粮食或钱，也不要受儿子媳妇“那口气”。他们把物质的东西，和面子、尊严、人情之类的因素都捆绑在一起。故这里对待老人孝顺与否的问题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对老人物质上照顾不周，当然是很明显、很严重的不孝问题；而更多时候，物质上虽有一定保障，但儿子媳妇态度上对老人有懈怠、有微词的话，那同样也是不孝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老人感受到的是不被尊重，虽说可以吃饱穿暖但他们同样觉得自己生活的很糟糕，因为他们感觉到了子女的不孝。他们会因子女的一些细微表现而郁郁不开心，老人的诸多意见、抱怨，甚至最后绝望了自寻短见，都是因为“咽不下那口气”。
相比之下，川西的老人很少有“咽不下气”的时候。遇到年轻人有言语、态度上的怠慢或不屑表现，他们很少认为这是对自己面子、尊严乃至存在价值的冒犯，而更多认为是儿子媳妇他们本身不懂道理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分歧与差异，也往往被认为是代际之间的差异、个人观点之间的差异，而不牵涉孝敬与尊严方面的问题，故他们能够以一种对等的身份去面对和化解那些意见与矛盾分歧。豫东地区的老年人也能体会到代际之间的不同与差异，但他们更倾向于把这方面问题转化为一种纵向结构中的对老人是否尊敬的问题。
川西和豫东这两个地方的对比，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由于川西的市场化进入较早，如今村庄已完全市场化了，而豫东的市场化则刚刚开始，这里才开始遭遇市场理性的冲击，所以人们还在“抗拒”和挣扎。但实际上更为不同的是两种思维模式和应对方式的区别，即面对不断深入的市场化，是在一步步接纳市场性因素、同时也不断地改造和形塑市场，还是认为要由市场理性完全覆盖乡土社会、市场理性驱逐乡土价值。分离型的有接纳、有保留、有改造、有自身的调适，和整体性的接纳、对抗或抛弃，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虽然就农业生产成本与合作效率及老年人状况来看，那种把传统乡土社会当中的一些价值和市场理性下算计相对分离开来的处理方式，在同样面临市场化冲击的时候都会使人们的经济负担和心理、精神压力都小一些，故而也使他们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也小一些；但也不是说就应该提倡某一种应对方式，因为不同应对方式是它们自生内发、而非外界可以移植的。
指出应对市场理性的两种不同方式，是希望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村庄和农民在市场化趋势深入渗透过程中的不同反应和态度，进而观察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地方产生的不同效应。对比之下映衬出了不同地方的村庄特质：川西这个地方的村庄，具有一种契合现代市场体系的内在“气质”，而豫东的村庄则是十分不同的另外一种“气质”。可以想见，即便豫东地区的村庄最终也被完全纳入市场体系，其中人们的处事方式也可能与川西很不相同。具有不同内在特质的村庄或地区，它们面临外在冲击时的反应机制不一样，应对市场化、现代性的方式不同，各自的地方性特征和市场体系结合与互动的模式也会各不相同，最后形成的村庄“性格”与形貌便会有很大差别。
这种对比与思考，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及启发：在市场经济进入乡村社会、市场理性和传统乡土价值在相互的接触与“较量”中，也许并不必须是要一个灭掉另一个才能行，它们在更多时候是可以相互交错存在的。既然“遭遇”了、既然这种市场理性和现代化趋势已经成为我们无法避开的一种境遇，无论如何市场化因素已经广泛渗透到了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整个社会乃至全球的市场化车轮也已是滚滚不可逆地开动起来了，这时与其在那里消极抗拒甚或责骂，倒不如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地做出应对和转变调整。问题的关键在于，当那些不同于原来价值标准的东西涌进来时，人们怎么样发挥作为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在认可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做出应对和适合于自身的调整与改变。在这种调整与转变过程中，找出其中的支撑点和承接点，是极具重要意义的；而这种寻找和把握，需要积极、发挥主体性的应对方式，而非消极被动地痛苦挣扎或逃避。
（本文是基于2007年10月川西调查的经验观察与思考，集体调查和讨论有15位学者参与，他们是贺雪峰、罗兴佐、王习明、熊万胜、徐楠、王启梁、申端锋、吕德文、杨华、田先红、王新松、任晓霞、彭晓伟、石银，本村的调查由笔者和王启梁、杨华共同完成。其中诸多思考与想法得益于集体讨论和小组讨论的成果与启发，尤其后来与杨华的多次讨论，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