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自去年宣布免除农业税之后，我国政府在今年两会期间又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宏大构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景象，历历在目。

      建设新农村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全局的大事。为此，搜狐财经专门组织了一次专家座谈，希望通过专家的解读，使我们对这样一个战略决策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然而，专家的解读着实令我们大吃一惊。茅于轼先生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他认为：“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降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比例，而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工业国。我估计最后八亿农民90％都要变成非农民，也就是说最后农村差不多要消失掉，90％多都没有了。那么怎么建设它呢？”沿着同样的思路，华生教授更明确指出，新农村建设的主线不应是农村，而是已进城的农民，并进一步提出了“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构想：要用建设新农村的资金，在城市为农民盖房，帮助他们更顺利地在城市安顿下来。

    专家毕竟是专家。如此高屋建瓴的大局观，较之虽壮丽但局促的新农村景象，真叫人耳目一新，并高下立判。

    现在的问题是，像新农村建设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决不可能是政府决策层凭空轻率做出的，也一定汇集了大量专家学者的智慧。但为什么“民间”的学者和政府的学者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也是在座谈会上，华生教授谈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即在决策做出前，政府曾派一个调研考察团到韩国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结果是，2004年韩国城乡收入比为1：0．84，城乡差距很小，并由此得出结论说，韩国的新农村建设是成功的。但据华教授掌握的情况是，韩国在新农村建设之前的城乡收入比就已经是1：0．83，并三十年来基本没有变化；而韩国城乡差距不大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们积极地将农村人口向城市进行了转移。也就是说，调研考察团看到的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城乡差距减少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真正保持了城乡差距不被拉大的原因，却被他们忽视了。按常理说，调研考察团的专家们不会不将韩国新农村建设前后的数据进行比较，而由此产生的与华教授掌握的情况间的差异实非局外人可以妄猜，但他们竟然看不到农村人口减少在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上的作用，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除非他们是带着一个确定的结论去进行这次调研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调研考察团编造出了一个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神话，并以这个神话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类似的事例并非偶见。对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评价，就是另一个更大的神话。在我们专家的口中，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就在于他们采取了“休克疗法”和均分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模式，以至我们国内至今一谈到“均分”仍会立刻就联想到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寡头形成、贫富差距悬殊、国土分裂的前苏联，仿佛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曾任俄罗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的乌留卡耶夫在《期待危机》中明确指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采用任何休克疗法”，所谓休克疗法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流传最广的……神话”，“俄罗斯所进行的7年的自由主义改革”，“就其实质来说基本上采用的是渐进主义政策”。也有我国学者明确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寡头并非形成于最初均分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中，而是形成于后来进行的“以卖代分”的产权改革中；联系到我国目前备受质疑的MBO及由此带来的“巨富”的现实，俄罗斯因“以卖代分”而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及贫富两极分化显然更具可信性。俄罗斯的教训十几年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我们的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勇敢面对，就不能引以为鉴，从而使我们少走弯路，尽量避免以野蛮掠夺的方式产生邪恶的巨富，而非要编造（或相信）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非要使我们再付一次学费呢？

     不知道农民的真正需要，不了解国外的类似经验，不是去切实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只凭如此调研，端着金饭碗的这些学者们，如何可能规划出符合农民心愿的新农村？而如果新农村建设在实践中蜕变为新形势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终受伤害的绝不仅仅是农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