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益集团视角下的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
（一）谁在为农民的利益代言
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所有的社会阶层或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利益集团，而且农业利益集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和日本的农协。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发育出农民自己的利益集团，但为农民利益代言的人表面上却为数不少。可以说当代中国有两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是，人大代表农民比例极小，占有全国人口总数73%左右的农民在全国人大的席位只有9%，[1]而且那些所谓的农民代表严格意义上说已不是农民，但中央政府却出台了八个一号文件来关注“三农”问题；二是，“三农”问题的研讨会多如牛毛，但与会者少有农民，多是专家学者，甚至是在用英语讨论着关于放羊娃生娃再放羊的问题，城市人用自己的逻辑演绎着农村的故事。从中央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似乎所有人都在关注三农问题，但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却都没有多少进展，农民还是想象不到的贫穷。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么多人在为农民利益代言，为何农民生活仍然没有改善。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公众认为经济学家是站在学术立场的只有7.4%，基本否定了经济学家具有学术立场性；认为经济学家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说话的竟有69.7%，基本看到了大量经济学家在各种公司中获取代言报酬的事实。[2]首先，关注三农、为农民代言是不是这些人大代表和经济学家的初衷值得怀疑。单从新农村建设来拉动内需的政策来看，代表们和一些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依然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权贵阶层的利益，新农村建设似乎就有了工业化的曲线救国的味道。建国后二十多年主要依靠农民把他们应该得到的钱用于国家积累，而今后则要主要依靠农民花钱消费，使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农民始终被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3]其次，学者专家的讨论，多是跟着政策形式走走过场，真正的像温铁军、陈锡文、周其仁等一样能够几十年的深入农村作调查的专家不是很多，多是一些书斋里的学问，看这些论文倒不如看看电视剧或文学作品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描写，倒还能培养一些良知与正义。目前知识精英们主张的给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也许并不是农民自己想要的，也不是农民自己的利益表达。像北大学生吴奇修等能够舍弃美好的前途，带领农民致富的有识之士、热血青年太少太少，1000元一个月的工资给那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和吴奇修一起为农民做事。这些看来貌似为农民利益代言的人，都各有各的目的，农民何时才能有自己真正的代言人。

（二）谁在左右政府的决策
    中央的政策很好，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而且到底下就走了样。因此，中央政府的威信越来越高，而基层政权的威信则越来越低。农民上访事件越来越多，这说明农民相信中央政府，不相信地方政府。但中央和地方在博弈的过程中，胜者多是地方，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利益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方针。陈锡文指出国家投资意义上用于农业的70%以上没有用于农民，而是被中间环节拿走了，部门手里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意识形态也已经固化，到了不打破不行的地步。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这个制度最好的地方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令不畅已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发展。2003年胡锦涛亲自批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向农村倾斜，重点投在县以下。报纸宣传了，四个部委定下了政策，但实践结果微乎其微，口惠而实不指。2003年温家宝总理要求各地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作了四次批示，要严查违规违法征占，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个批示当真。本来应该在2010年我们的土地保有量是18.85亿亩，结果2003年底一算帐，低于18.8亿亩。中央发了四个文件，强调“三严”，要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肃查处土地违规违法征占，要严厉惩处在土地征占过程中发生的腐败案件。中央在6月31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各省书记、省长对着电视摄像头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结果派出由中央五部委联合组成10个调查组到各个地区查处这些案件，第一组回来报告违规违法征占土地10.4万件，中央的威权受到的地方利益集团的极大的挑战。[4]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斯蒂格利茨指出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够把利益集团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那么中国才真正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三）利益集团视角下的中国农民组织化的路径
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空间和组织行动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这样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形成政治压力，难于表达自己的利益。杜润生先生说：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过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前总理朱骁基1999年在出访美国期间也曾表示，要考虑成立农民协会。遗憾的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了。[5]而在今天，解决三农问题面临历史性选择，成立农会的问题已经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必须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中国的改革自始至终就是政治精英们主导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积极调动农民这个改革主体的力量，让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并行。但利益集团视角下的农民组织化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必须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今天的农民协会，不是要建立成一种社会对抗组织，而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让农民协会的成立去填补目前我国农村的政治管理体制存在的明显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民粹主义主张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民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这更是一种伪民粹主义。其实，国家需要社会的规范，而规范国家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但民主也要渐进，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

二．合作经济视角下的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
（一） 农民为什么没有富裕
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承包制的成功只能证明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大包干是治穷的灵丹，却不是致富的宝典。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有饭吃没钱花。那农民脱贫但没有致富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农户的分散经营很难有效的与市场经济对接。
第一，由于规模、资源乃至制度层面的制约，农业很难与其他产业抗衡，而且农业产值在统计上不包括农产品加工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的地位，而是把农业看作了一个基础产业或者工具产业，这样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就处于了弱势地位。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半管制与半市场，比如国家对农资生产供应以及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垄断，实际上农民的市场自由只是且只能是小额的集市贸易，政府只有从那些还有利润的农业领域退出，让农民去经营，农民才会富裕。[6]可以说农业市场化是农民组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第二，农户分散的家庭经营难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进入市场运营中的交易成本，而且单家独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日本的农协对大宗生产、生活资料，有从基层到全国的逐级提报订货计划，统一向工厂订货，货到付款。统一订货的化肥占90%、农药占79%、农机具占78%、农用汽车占69%、燃料占80%、饲料占70%。[7]要保证把进货价格压到最低。美国只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农场主有能力直接进入市场，或在期货市场交易或同大谷物商交易，而更多的中小规模的农场主则是通过同合作社合作进入市场。众多农民参与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强了谈判力度，更加接近市场；所以农民只有组织化才能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
第三，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才会出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雷同，由于信息的缺乏才会有丰产但不能丰收找不到市场的尴尬，由于信息的滞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不能率先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开发有市场价值的新产品。所以只有农民组织起来，聘用职业经理人，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使农业合作社的经营实现专业化，然后以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这样农业才有前途，农民才有希望。
（二）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
第一，现阶段农民从组织化、合作化中得到的利益有限。现阶段的农民组织化可以说既不能威逼，也没有利诱，绝大多数农民处于观望的状态。温铁军指出，在其他许多国家，那些可能产生规模收益的领域，比如说购销、资金互助等，都会对农民合作组织开放。而世界范围内生产领域的农民合作，95％是失败的。[9]而我国在农村凡属于有收益的领域，都仍然有政府顽强的身影，所以政府应该放开有收益的涉农领域，市场化是组织化的前提。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盈利水平才能够更好的为成员服务和促进组织的发展壮大。
   第二，政府对农民组织化的扶持力度不够。当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削弱了在提高市场谈判地位和风险分担方面的作用，降低了农民的组织积极性。中国是目前亚洲除朝鲜之外，唯一没有为农村合作社立法的国家。[10]同时，政府在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方面缺乏类似于扶持龙头企业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比较艰难。很多地方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从未投入启动资金，仅靠其收取的微薄会费，许多想办该办的事都办不了。农村组织的建设应以农村金融的开放为先，没有农村组织的金融，就没有农村组织的农业产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农民组织壮大的经济基础。但即将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第一稿里的农民具有金融合作的权利在第二稿里被去掉了，据说是因为金融部门不同意，理由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11]
    第三，农民组织化缺少领导者。几十年的贫困状况的延续，农村的优秀人才严重流失，就是留在农村的优秀人才，也大多以农村为基地，搞起农业之外的行业，对组织农民没有兴趣。在农村有能力组织的人不愿意去组织，而愿意组织的人却没有能力去组织。这就是农民组织化条件的一个基本现状。所以农民的组织化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为促进力量。没有知识分子参与新农村建设，精神上难以超越封建传统；没有企业家参与新农村建设，经济上难以摆脱小农经济。
（三） 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路径
政府应该对农业领域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政府从那些还有利润的农业领域退出，让农民去经营。建立以土地产权――社区金融――社区保障为核心内容的土地金融社保制度，首先开放农村金融领域。加快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在贷款、税收方面给予合作经济组织优惠，并提供给科技、信息方面的服务。并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鼓励知识青年回乡带领农民创业。农民组织化的类型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公司加协会加农民的形式、合作社的形式、集体经济的形式等等。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路径现在主要的分歧是两条路径的选择。前者是菲律宾道路即企业加农户，这样可以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但不能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缺少对农户利益的保护，农民经常成为风险的转嫁对象。我们现阶段错将一般的公司制企业当作合作制企业来扶持，这样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永远不可能出现。后者是台湾道路即大寨、刘庄、华西村等组织化小农的发展，这样可以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其不受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剥夺。所以我们不是要鼓励私人资本下乡经营农业，而是要培养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不是优先支持私人资本下乡发展农村金融，而是优先支持农民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12]只有农民能够获得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金融服务的收益和土地金融的收益，农民才能够组织起来。
三．两种组织化路径的评析
如果农会能够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的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能够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的事件就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节。但是，农民的组织化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农民组织国家怕，国家组织农民怕。” [13]最后弄得没有人认同，没有任何合作，没有任何组织，所以当前农民直接的激进的政治组织化的路径是行不通的。在农民利益高度相关的时候，农民能够迅速组织起来。广州市太石村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民主，河北定州一个村的农民也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征地。这是因为有了数额巨大的土地征用费，可得利益与农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强相关，所以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了。但这种农民维权运动，很难维持长久，更不用说形成组织。所以政治组织化必须以经济组织化为前提，经济组织化是政治组织化的载体。
从经济的合理性和政治的正确性来看，农民都应该组织起来，农民的组织化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但农民的组织化也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先经济组织化，再政治组织化。依美国的经验农民组织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我国的农民组织化注定要走的是一条特殊的合作化的道路，即从专业合作到社区合作再到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合作社的联合出现，并迅速由下往上拓展，它可能如美国的农场局一样形成体系，从而形成压力团体，正常合法的表达农民的利益。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从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阶段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已经从牺牲民主、发展经济的阶段向培育民主、促进经济繁荣的阶段转变。当然，农民当前感受最为迫切的还是经济上的组织化，我们要以经济组织化为主导。对于政治组织化的探讨，在反思改革的大讨论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不管是“社改派”还是“资改派”都意识到了民主的重要作用，分歧主要是建立西方的宪政民主还是培育党内的民主。看来，我国的农民组织化注定了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
注释：
[1] [10]赵晓峰       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脉              中国财政支农网    
http://www.czzn.cn/new/shownews.asp?NewsID=8778      2004-12-9
[2] 顾则徐            经济学家的羞耻之秋                   世纪中国       http://www.kaobo.net/Major/Scholar/124.html     2005-11-23
[3]  李子奈  调节总需求和提高农民收入 《如何启动中国经济》[M]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年版
[4]温铁军   李昌平的悲剧胡温的难题          温铁军的博客专栏  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CE%C2%CC%FA%BE%FC   2005-10-21
[5] 李成贵     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J] 2004，5
[6] 周其仁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思想评论 www.sinoliberal.com   2005，4
[7] 朱 明 熙      质疑有关“三农问题”的三种主流观点        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7/3360069.html  2005-4-29
[9] 三农问题学者访谈【学者系列访谈之温铁军访谈(一)】农村土地不该征用
南方农村报  2005-07-12
[11] [12]  李昌平   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经济观察报 [J]  2006-04-30
[13]秦晖    为什么人心散了    经济观察报[J]       2006-3-24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12号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研究生  师继锋  email:shijifeng0928@sina.com作者简介：方向：经济改革与发展;师继锋（1978），男，河北保定人，重庆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方向：经济改革与发展TE：13206214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