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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进:“新农村”的道德诉求――试论农村道德教育走向专门之必要与可行

1970-01-01 08:00:00  作者:  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2  文字大小:【】【】【
谢玉进:“新农村”的道德诉求――试论农村道德教育走向专门之必要与可行
    【摘要】“新农村”需要“新道德”,必然催生农村道德教育的变革,而农村道德教育的专门化应当成为变革的方向。这是由转型期农村的道德困境、农村正规道德教育的缺失及其非正规道德教育的自发性、盲目性、软弱性决定的。农村道德教育走向专门的可行性本文将从政府支持、工作环境和人才培养、农民的需求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新农村;道德教育;专门
    
    一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200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升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的高度上来,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年将迈出有力的一步。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新时期社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新农村建设本身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从根本上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努力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良好的精神文明,二者缺一不可。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道德建设是题中应有之意。而农村道德建设之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的道德素质,这必须通过加强和改进农村的道德教育来实现。另外,加强和改进农村道德教育,与农村道德教育的现状密切相关:“教育农民是中国的首要的问题,也是最严峻的问题。几十年来农村道德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仍不容乐观。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农民的道德教育任中而道远”;“农村道德教育的现状仍存在不少问题,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方法、途径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欠缺,同时教育的效果也不理想。”[1](p264~267)道德教育效果的不理想,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在今天其负面影响更为突出,这也更突出了加强和改进农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推进农村道德教育走向专门即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将是加强和改进农村道德教育的有益尝试。
    在此笔者要澄清的是,农村道德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农村道德教育的专门化也不是什么新词汇,它古而有之而且影响深远,在此不做具体的考证。同时,农村道德教育的专门机构有别于农村中小学的德育,其对象是农民,担负着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和对农村进行道德建设的重任。农村道德教育走向专门,凸显的是农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对农村道德现状的关注,而尝试走专门化、专业化之路,落脚点在于解决农村的道德问题、提高农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和谐农村社会,推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建设全面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按温铁军的说法,说远可以追溯到1985年。众所周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但随着近年来中央重视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关注的深入,我们可以预言“三农”将有个美好的前景。然而,如果把“三农”说成是个显在的问题,那么它自然有潜在的一面,笔者认为农村道德问题就是“三农”的潜在的问题,显然,当前我们对这一潜在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而这一问题一旦由“浅”变“显”,则将成为我们又一个难题。在当前,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加强和改进农村道德建设可谓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简而言之,“新农村”理所应当要有“新道德”与之匹配,而“新道德”的形成有赖于农村道德教育的加强和改进,有赖于通过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来实现。至于为什么要推动农村道德教育的专门化,笔者认为这是由农村道德的困境和农村道德教育的状况决定的。
    1.转型背景下农村的道德困境。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触发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运动。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经济的变革,在经济变革的助推下,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影响不仅在经济生活中给农民带来深刻的冲击,而且诱发了他们价值观、生活态度的嬗变。用智利学者萨拉扎?班迪的话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5](P1)就农村经济的现代转型而言,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工业化对农业的无情蚕食使中国农村在转向现代的过程中步履艰难,“因此,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农民经历的变化、困境和振荡也最为激烈”。 [6](p8~9)经济变革带来的镇痛,价值观、生活态度的嬗变,最终都必将体现在农民的道德上。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带来受经济决定的道德规范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是旧道德体系的推翻,传统道德原则及风俗习惯的制约作用的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而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且相对于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原则、规范,新道德原则、规范的影响力值得怀疑。如此看来,一定程度可以说农村社会正呈现道德失范状态,农民在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中找寻不到明确的坐标,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农民本身经历着转型带来的激烈的振荡和镇痛,他们居于社会的弱势地位,他们在一系列现实问题的面前不免产生诸多的困惑,反映在道德上必然带来道德认知的多元化甚至是反主流道德倾向。此外,农民本身结构的复杂化,他们正在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或阶层,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和“离土又离乡”的农民,这无疑容易催生道德选择的相对主义,甚至是放弃道德的立场而追求所谓的庸俗的道德律令。概括地讲,经济的强力冲击带来农村道德的嬗变甚至是剧变,而农村社会对此显然反映不及,呈现道德的失范状态,进而道德困惑、反道德现象、道德取向的庸俗化相继而生。
    2.农村正规道德教育的缺失。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写道:“教育是生活的需要”,并强调“社会的继续生存,必须通过教导和学习,这是那么显而易见,我们似乎过分详述了一个自明之理教导、”。[2](p9)依此“自明之理”可以说,道德教育是道德生活的需要,基于此,我们从反向去思维,没有道德教育的道德生活还完满吗?或者是否可以说道德教育的质量将很大程度上影响道德生活的质量?由此我们追问我国的农民的道德生活,自然要关注农村的道德教育。教育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不发达的社会群体中,很少正规的教学和训练。野蛮人为把必需的倾向灌输给年轻人,主要依靠使成年人忠于他们群体的相同的联合”;“每个人从和别人共同生活(只要他正在地生活而不只是继续生存)中所得到的教育”,这种教育具有很强的偶然性;而正规教育则“有意识的机构――学校――和明确的材料――课程――设计出来了。讲授某些东西的任务委托给专门的人员”。[3](p11~13)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子集,同样存在正规与非正规之分。笔者认为,当前的农村道德教育恰恰处于一种正规的道德教育缺失的状态之中,无论是传统的血缘群体间的道德传承,还是村委会和村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宣传,都离正规的道德教育相去甚远。
    而“没有这种正规的教育,不可能传递一个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4](p13)没有正规的农村道德教育同样也不可能传递道德领域的一切资源和成就,尤其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体系的建设与传递带来诸多不利。
    3.农村非正规道德教育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软弱性。当前的农村道德教育是一种受地缘、血缘、业缘等因素深刻影响的自然的传承和相互作用,是非正规的、偶然的。其自发性表现为道德教育是在生活中不自觉地进行的,前辈对晚辈传递一些自认为重要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同辈之间在共同的生活、劳动、交流中相互影响,并没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的观念和目的。其盲目性表现为在农村道德相对失范的状态下,农民对到底该秉持什么样的道德并不清楚,甚至对社会主义新道德也知之甚少,他们的道德教育是感性的、盲目的。其软弱性表现为农村道德教育在农村传统势力的冲击下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如封建迷信势力的抬头并日益扩大和农村家族组织的强势复兴,使农民的生活、行为、思想深受影响,非正规的道德教育很容易为传统势力所左右,进而偏离的道德教育的正确轨道。因此,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进行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强势的道德教育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三
    
    “新农村”呼唤“新道德”,而此“新道德”并不完全是道德的新建,而更重要的在于农村道德问题的解决,进而展现出道德的新面貌。这一转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农村道德教育的专门化即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来实现。而政府的支持、工作环境和人才资源的满足及农民需求的推动则为农村道德教育专门化提供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1.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方向和具体要求。从中不难看出,新时期的农村建设突出了其全面性和针对性,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可理解为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理解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显然,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手”都“硬”的农村。为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而且必须得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道德教育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也就彰显了其重要性。政府加大对“新农村”的支持势必让农村道德教育也将分得一杯羹。具体来讲,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里就投资问题中央提出了三个明确要求,第一就是财政用于新增加对农业的支出要高出上一年;第二是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比重要比上一年提高;第三是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绝对额要比上一年增加。这三个明确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政府加大对“三农”和“新农村”支持力度的决心和信心。政府的大力支持,无疑为农村道德教育走向专门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2.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有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充分的人才保障。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能否建立并顺利开展工作,工作环境和专业人才是两个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过去的农村道德教育存在工作环境恶劣和人才的缺乏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与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划分和道德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密切关系,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为道德教育专门机构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其一,减免农业税的改革对农村基层组织产生了重大冲击,促使农村基层组织推进改革、转变职能。以往的农村基层组织,大部分人员都投入到农业税的征收中,繁重的税收任务强化了基层组织的征税职能而弱化了其他职能。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乡村干部与农民的矛盾,而且导致了一系列“乱收费”、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等恶劣现象,使乡村干部在农民心目中印象极差,甚至滋生仇视心理。在这种状态下,基层组织与农民关系的不和谐导致了道德教育工作环境的恶化,使得基层组织根本无法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减免农业税后,乡村干部繁重的征税事务中摆脱出来,也堵死了他们向农民收费的口子,因收费而带来的违法现象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有利于缓解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谐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农村思想道德教育专门机构及其工作开展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减免农业税带来的基层组织的职能变化和人员的相对富余,使基层组织能够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到农村道德建设中去,协助专门机构开展好道德教育工作。其二,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该学科经过10年建设,完成了由本科到硕士、由硕士到博士的发展历程;经过5年,实现了由博士点到国家重点学科的发展。目前,该学科有近200个本科专业点,100多个硕士学位点,13个博士学位点,3个国家重点学科”;“总之,该学科的专业点、专业覆盖面、在校学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以及科研成果、社会作用等各个方面,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中,已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7](p47~51)现在学科点的数目仍在扩大,学科建设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道德教育专业人才,为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的建立提供了人才保障。
    3.加强道德教育,丰富精神生活,是新时期农民强烈需求。马克思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8](p406)建立道德教育专门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本上就在于满足新时期农民的需要。同时,“他们的需要既他们的本性”, [9](p514)在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接受道德教育是新时期农民作为主体的内在尺度,他们需要的强烈性为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客体环境。具体而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农村改革的推进,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已有较大提高,基本的物质生活能够得到满足。依据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物质生活和物质利益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除最基本需要之外,人还有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社会交往和生产交往的需要、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需要。由此推论,当前农民在基本的物质生活能够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追求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及其他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另外借鉴实证的成果来看,有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一个测试农民目前道德期望心态的问题:“您认为目前农村的道德教育应该怎样,”在被调查者中认为“应下大力气加强”的高达75.6%,认为应当“适当加强”的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9.2%,认为“任其自然”和“无所谓”的都只占1.9%。[10](p90)可见,农民对加强农村道德教育有迫切的需要。同时在调查中,有65.4%的被调查者“非常愿意”接受自律组织的约束和教育,有28.2%的被调查者“比较愿意”接受这种组织的约束和教育,而且农民在处理道德冲突时对自律性组织的信任远远高于其他组织和个人。[11](p91)由此可见农民对加强农村道德教育的愿望是强烈的,而且普遍乐意接受专门组织的相关活动。无疑,农民的需求是建立农村道德教育专门机构的有力根据和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 藏乐源、张平、姜克俭主编.中国当代农村道德导论[M].济南出版社,1996
    [2][3][4][美]约翰?杜威,王承绪 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转引自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 三联书店, 1998
    [7] 郑永廷.与时俱进 推动学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程与使命[J].高校理论战线,2003,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11]庞卫国.自律性组织在乡村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调研――以湖南益阳为例[J].伦理学研究,2005,3
    (中国农村研究网)

责任编辑:yaozhi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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