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佐铺是凯佐村的一个自然村，也是凯佐乡政府的所在地。凯佐乡是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小乡，连乡政府带站所，只有几十个工作人员。因此，作为乡政府所在地的凯佐铺与当地一般村寨并无大的不同，只是交通要方便一些，又是当地10天一轮的场。凯佐铺共有700多人，分为三个村民组，以汉族居民为主。

引起我的兴趣的，是凯佐铺在2002年和2003年两次成功举办春节运动会。当时的凯佐村支书吴登学和村主任陈永红，都是年富力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其中村主任陈永红就是凯佐铺的人。凯佐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历来有唱歌跳舞的习惯，春节更是喜欢聚众娱乐。凯佐铺又是当地习惯要赶的场，到了赶场日，又缝上春节，凯佐铺就会热闹非凡。正是因此，凯佐村的村干部想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点子，在2002年和2003年春节连续举办了二次运动会，效果很好。

据凯佐村原村支书和村主任的说法，开运动会要支出，但有人来参加运动会，又有人来观看表演，就必然要消费，也就是要买东西，这样村民就可以通过卖东西赚钱。两次运动会，每次花费约在1万5千元，凯佐铺的收入却超过3万元，是很值得做的“买卖”。

凯佐铺两次运动会都是在正月初二至初八举行的，运动会的时间长、规模大。举行运动会期间，凯佐铺真是人山人海，每天来参加比赛及观看比赛的人，最少也有1万人。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会，就需要有良好的组织。

先要成立运动会组委会。组委会由村委会牵头，主要由凯佐铺所在三个村民组出人组成。再就是筹资，一旦决定举办运动会，村干部就要到上级各个部门化缘，或向本村在外工作人员、有关企事业单位集资，并由凯佐铺村民按人头摊一点。有了钱，就敢于放心张罗。

大规模的运动会，安全是个大问题。组委会将凯佐铺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保安队，每天有70多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维持秩序。二次运动会竟没有出现任何事故，甚至没有人偷盗东西。

运动会能否吸引人们参加，关键是要有好的项目及有效的宣传。凯佐铺春节运动会设五大项目，一是篮球比赛，也是参与人数最多最广的比赛项目；二是山歌比赛；三是象棋比赛；四是拔河比赛；五是卡拉OK比赛。在我与原村主任陈永红座谈时，陈妻拿出她在2003年春季运动会上得到的一个奖杯给我看。陈妻在卡拉OK比赛中得了三等奖。

所有比赛项目都制定有详细的规则，组织有评委会，也设有奖金。其中篮球比赛的奖金最高，一、二、三等奖的奖金分别是3000、2000、1000元，其余比赛的奖金则在300元至100元之间。评委会大多是在外工作的本村本寨回乡过年人员，免费。

规则已制定，奖金已设好，就要周边地区宣传。组委会向邻近村寨和单位发出邀请，欢迎他们组队参加凯佐铺第X届春节运动会。

运动会的盛况无须细说。2003年的春节运动会，仅仅参加篮球比赛的球队就有60多支，最后第一名被邻镇一个中学教师队拿走。有40多支拔河队，有数十对山歌队。运动会期间，周边地区农民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来观看比赛。说起运动会，凯佐铺村民的脸上都有自豪、幸福的神彩。我虽然没有见过运动会的场面，但可以想见运动会的热闹，参加运动会获得名次者的自豪和失败者的沮丧。沮丧也是好事，因为“重在参与”，有了参与的体验，在万人面前露脸的机会，和组队来参与运动会时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就会留下深刻体验，有了深刻体验，人们面部表情就不会麻木，就会对生活充满期待。观众也是幸福的，因为热闹而来，找到了谈资，这些可资谈论的话题是在他们身边发生且还可期待每年周期性发生的。运动会的开支很少，只是一万多元的支出，却有10多万人次的观众及数以千计的运动员。这是廉价、高效的大众体育。又是大众的娱乐。是低消费的，又是高福利的。是与当前体育产业化、贵族化、精英化方向完全不同的农民也可以参与进来的体育。

可惜的是，2003年当过13年村支书的吴登学和当过6年村委会主任的陈永红双双辞职。书记主任辞职既因为村干部报酬太少，支书一年的报酬也仅1000元，而工作却很繁重。又因为凯佐村村干部与上级部门为争取项目产生了冲突。无论如何，能干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辞职了，就没有村干部来牵头举办第三届凯佐铺春节运动会了，尤其是没有村干部外出为春节运动会筹措资金了。凯佐铺的农民运动会也就因此而中断了。

凯佐铺运动会是村干部利用当地农民在春节期间大规模聚众活动而成功举办的。村干部不只是想图热闹，他们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支出1万5千元，却可以为凯佐铺700多农民挣得3万多元收入，真正是运动会经济了。或者说，凯佐铺的运动会，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的产物，是村干部与凯佐铺村民商议形成的蓝图，是建构出来的多方获益的新生事物。这一点与大补羊寨妇女会更多是传统的产物，是自生自发的秩序，是缺少计划的产物，形成了对比。而无论是自生自发还是计划蓝图，凯佐铺的运动会和大补羊的妇女会，都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这种高水平的福利，不依靠消费更多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也没有污染环境，甚至没有被计入到GDP中。

凯佐铺运动会只花了很少的钱，却给很多人以福利，是“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且凯佐铺运动会是由村干部与村民共同商议发起举办的，也就是村庄计划的产物。将凯佐铺运动会放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语境下，就有了更多含义。建议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建良好的适宜于农民需要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三年前，我们将温州农村的老年人协会搬到湖北农村实验，效果很好。这次到贵州看到大补羊的妇女会，以为也可以在中部农村地区一试。张德元还来信商讨一试的操作性。凯佐人按自己设想举办的运动会显然也十分成功。凯佐铺人能做成的事情，其他农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如果我们花一些时间与精力来寻找好的生活方式，并将这些好的生活方式搬到各处尝试，我们就可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诸多可供借鉴的方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才容易有想象空间。

要让凯佐铺的运动会成为全国农民的共同分享，就需要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凯佐铺运动会离不开村干部的牵头支持。虽然凯佐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年的报酬才1000元，离开了他们，运动会就不再能够组织起来，新农村建设就没有了组织依托。我们总以为乡村干部除了催粮派款和计划生育，就不再有什么事情可做。取消农业税使乡村干部不再催粮派款，因此乡村干部从此无用。这是一个偏见。乡村干部还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凯佐村的村支书说，他们一年调解大大小小纠纷达到百次，夫妻吵架也要找到乡村干部。乡村干部还可以做诸如从外面筹资从而牵头举办运动会一类的事情。

国家每年花费在体育上的经费，一定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仅仅全运会和奥运会，就花费了数以十亿、百亿计的经费。一方面是精英体育的大发展，一方面是大众体育的大退步。凯佐铺运动会仅仅一万多元支出，却可以惠及10万人次以上的现场观众。如果今后财政能够更多支持一些廉价的大众体育，则我们的财政支出将真正最有效地提高最广大人民的福利水平。

一方面是精英体育、精英医疗、精英教育、精英文化的高速发展，这些“精英XX”消费掉了中国太多资源。一方面是大众体育、大众医疗、大众教育、大众文化的迅速出落，整个社会呈现出孙立平所说的断裂。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力图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占大众多数的农民，确是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