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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位于贵州威宁和云南昭通交界处。到石门坎之前，我的同事告诉我，石门坎是贫困的贵州省中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但走进石门坎感受的贫困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
石门坎乡14000人，信用社存款81万元，其中乐施会援助的项目资金51万元；70%的农户住的是低矮且人畜混居的茅草屋；80%的人口饮水困难；90%的人是黑牙齿（氟中毒），一般的老年人都患有关节病（氟中毒）；女孩子读初中的人数不到男孩子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石门坎却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科技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还是足球之乡……
石门坎只是乐施会西南众多的扶贫点之一，虽然离开石门坎已有40多天了，但一个多月来，石门坎一直压在我的心头。
今年的清明节 寄哀思于石门坎
今天是清明节，5点半钟就醒来了。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给在石门坎扶贫的同事们打电话，请他们代我向长眠在那里的三位做农村扶贫与发展工作的外国前辈献花，寄托我对他们的思念和崇敬。一位是柏格理（英国人）先生，一位是高志华（英国人）先生，另一位是香港乐施会西南扶贫官员费利波（澳大利亚人）先生。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是石门坎扶贫与发展工作者心中的“三位代表”。
在90年前，如果你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写上“中国石门坎”，邮差就能将你的信件准确的送达。石门坎如此出名，是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人开创了石门坎时代。
一张牛皮立足石门坎
100年前(1904年)，有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穿上中国服装、戴上假辫子，从云南“昭通布道所”来到了石门坎。相传，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教堂和学校。办教堂和学校需要土地，石门坎的地都是威宁大官寨的大头目安慧生的。手里并没有钱的柏格理决定去找安慧生“买”地。在苗族长老们的指引下，柏格理跋涉数十里，来到大官寨拜访安慧生。柏格理说明来意，安慧生以为来了一个大买家，热情有嘉。安慧生和柏格理很是有缘，两人一见如故。酒足饭饱后的安慧生问柏格理要多少地，柏格理神秘而又认真的回答仅要一张牛皮大的一块地。财大气粗的安慧生觉得这洋人有意思，传教办学只要苗族妇女裙子大小的地，当即表示送柏格理牛皮大的一块地。有备而来的柏格理为了这牛皮大小的地还和安慧生签了一份协议。柏格理回到石门坎，用化学药品把一张牛皮进行处理，将牛皮分成丝，牛毛结成线，用绳子丈量皮丝和毛线的长度，再用绳子围圈了一平方公里的地盘――今天的石门坎乡政府所在地。
孜孜不倦传教办学
1905年，柏格理动员信教的人出力出钱，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首先建起了教堂和学校，教苗人讲汉语，扫文盲，学数数，学算术。柏格理则跟当地的苗人学苗语。最大的学生46岁，最小的学生8岁。学校建立之初，学生们不但享受免费的教育，贫困的学生还可以得到赈济盐。柏格理传教传到哪里，学校就建到那里。1905――1949年的45年间，柏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王树德、高志华等人，在苗族地区总共建了54所学校，川黔滇的苗族子女都到石门读书，石门成了最大的教育基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培陪养出了3个博士、1个硕士和100多本科大学生，高中和初中生众多。为了既尊重当地人的传统，又保证妇女受教育的权利，石门坎还建立了光华女子学校（后来，实现了男女生同校接受教育）。石门坎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谢绝当官发财的诱惑，坚定的回到石门坎，或是教书或是行医或是从事技术推广与普及，继续柏格理的事业。硕士朱焕章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创办石门坎中学（今天的石门坎民族中学），解放后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博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毅然回到石门坎为苗人行医，解放后，任贵州省卫生厅长。在这些博士硕士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返顾的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
创造苗文
柏格理拜杨雅阁、张武、钟焕然（汉族）学会苗语后，和他们一起研究创造苗族文字。1909年，以汉字和英文字母为基础创造的苗文字（老苗文）产生了，只要有汉字和英语基础，老苗文简单易学。1910年，石门坎的学校增设苗文课和英语课，每周两节苗文课，三节英语课，念完初小，学生就可以用苗文写作，用英文讲话（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的大批英语教师都出自石门坎）。1912年，柏格理和杨雅阁等人，用苗文翻译了《圣经》，后和杨雅阁一起东渡日本印刷数本。苗文《圣经》面世后，邻近几个省的苗族地区都送人来石门坎学习苗文，苗文迅速传往云、贵、川等省苗族地区，成为苗族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工具。解放后，政府对老苗文进行了改造，产生了新苗文，但多年来，石门坎的苗人不愿学新苗文，现在又恢复了老苗文。
推广实业发展苗族经济
柏格理和他的继任者们，不仅传播文化，也重视技术普及和发展实业。在石门坎成立了实业推广部。当时的推广成果直到今天还影响着石门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例如建灶升火。在柏格理之前，苗人升火做饭是三块石头垒成灶，这样既浪费木材又污染环境，柏格理挖土建灶，既省材又清洁，至今石门坎人还普遍使用柏格理式的土灶。实业推广部对苗族的手式纺麻机进行改造，改为手脚并用，提高效率50倍以上。在改造麻纺机的基础上，对当地的纺毛机进行了改进，效率也大大提高。今天的石门坎，依然还有人用着当年的纺织技术。技术推广部还建立了试验农场，成功的引进了玉米、土豆（当地人今天还依然叫洋芋）、棉花、小麦、青稞和良种猪，还有新的技术。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使用，种植和养殖的产出成倍的增加。试验农场培养了大量的推广员，带着种子和技术回到自己的寨子帮助村民改进生产生活。品种和技术推广，使贫穷的石门坎地区由最穷的地方变成了相对富裕的地方。
开石门、办麻风病院、孤儿院和战争避难所
在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和石门坎人民的努力下，使石门坎逐步成为方圆几省苗人的教育文化中心、人才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
为了方便和外界的交往，柏格理等人带领当地人民用铁钎铁锤戳开了石门，开辟了石门通往昭通、毕节等地的通道，不仅缩短了30多里的路程，而且改人行道为马道，石门坎从此有了通往外界的马帮。石门坎与外界的交流也从此活跃起来。
在旧中国，麻风病人是最受歧视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火烧麻风病人的事件。柏格理等人筹资买了一平方公里地建立了麻风病院，由麻风病人自己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安排专门的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由技术推广部免费提供种子、衣被等生产生活物品，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现在石门坎的麻风村就是当年的麻风病院。
由于战乱，来石门坎的孤儿越来越多，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石门坎孤儿院，高峰时期收养130个孤儿，这些孤儿不仅生活无忧，还充分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
抗日战争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大批的难民来到了相对安定和富足的石门坎，石门坎人民建立了战争避难所，大批难民与石门坎人民一同劳动，一道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9 .18以后，有800多石门坎苗族青年参加抗日战争。时间已经过去久远，今天的石门坎却依然还留有难民学习和生活的痕迹。
发展体育文艺，促进身心愉快
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十分重视发展体育运动，促进全民强身健体。柏格理在学校里开设了文艺体育课，开展多项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穿衣、舞蹈、歌舞等等。每年的端午节，石门坎都要举行全民运动会、歌舞会，进行数十个项目的比赛，给优胜者物质和精神的奖励。
1932年，石门坎召开第二十一届运动会，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当时国民党政府威宁县长雷新民亲临现场，惊奇不已，也引起了当时贵州省省长的关注。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有2万多四面八方的群众观看运动会。
贵州省军阀杨森是一个足球迷，他的部队有一支足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1963年，杨森听说石门坎的足球水平如何不得了，杨森一时兴起，亲自带领足球队到石门坎比赛。石门坎中学球队应战杨森的球队，结果杨森输两场赢一场，当地人说那是给杨森面子才输了一场。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4个球员。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出自石门坎的球员。5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
昔日的足球场已经不复存在了，惟有那修在半山间的干枯得滴水不见的、完全倒塌的游泳池的还依稀见证当年全民体育运动的辉煌和曾经有过的绿水青山。
建立制度，改变观念
在柏格理之前，苗族人一般是15岁结婚，并且婚姻半径小，近亲结婚比较严重。柏格理要求信徒和他的学生，男婚不低于20岁，女婚不低于18岁。双方要自由恋爱、自愿才能结婚，并且要在教会办理结婚手续才能结婚。举行结婚仪式时，男女双方都要通读苗语识字课本。规定近亲不能结婚，原来苗族只有姓而无字辈（其他地区的苗名采用子父联名制来区分字辈，他们自己可以上朔十几辈，），柏格理号召用字辈，这样就（让外人）容易搞清是否是近亲。柏格理等人还倡导苗人和其他民族通婚，石门坎生活着十多个民族，现在苗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已比较普遍。在我到过的其他省的苗族地区，苗人和异族通婚却是相当的少见。
与石门坎同在
1915年，柏格理先生因伤寒病逝于石门坎。当年，石门坎地区大范围流行伤寒病，石门坎收治了许多的伤寒病人，柏格理先生的夫人带领有限的医护人员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需要很多的志愿者参加救援。柏格理先生在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带领志愿者深入病区为群众发药、转运病人，由于长时间战斗在一线，不幸感染伤寒，加上劳累过度，不幸长逝。根据柏格理先生的愿望，人们将柏格理先生葬在了石门坎。方圆数十公里的数万民众参加了柏格里先生的葬礼。
1938年，柏格理的第二任追随者高志华先生，从英国筹款返回石门坎经云南昭通的途中，不幸被土匪劫杀。石门坎人得知高先生遇害，举石门坎悲痛。石门坎派出数路人马四处寻找高先生的遗体，沿途数万人恭迎高志华先生遗体回石门坎。
时间转眼过了50年，1988年，澳大利亚人费利波先生来到石门坎，担任西方某知名NGO驻中国西南的项目官员，开展社区扶贫与发展工作，1989年六四风波后，费利波先生辞去原有工作而加盟香港乐施会，继续石门坎的扶贫与发展事业，奔走于石门的穷山僻壤之间。1994年，费利波因患脑瘤，救治无效。费利波先生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石门坎人民，按照费利波先生的愿望，他的骨灰的一部分也葬在了石门坎。
直到今天，石门坎人依然没有忘记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每到清明节，十里八乡的人民不约而同的来到他们的墓前，敬上一把野花、一束树枝、一吊白纸、一柱清香、一捧泥土、一个鞠躬，寄托无限的哀思。三位外国前辈永远的留在了石门坎。他们是石门坎扶贫与发展工作的“三位代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在石门坎的日子，两次久久的坐在“三位代表”的墓旁，我想倾听他们的教诲，还有他们见证石门坎百年变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却只有昆虫发出的蜘蜘的幽婉的叫声。
三座墓碑，就是三个与贫困作战的永远的战士！三座墓碑，就像三面镜子照着来石门坎的每一位发展工作者。
2004年清明节于昆明
柏格理因患伤寒殁于1915年
柏格理墓碑序（据“威宁县志”）：
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荫穆宠腊而得译音相近。少禀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从同，登场讲演，善于献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惰者起而懦者兴，恶者胆寒而悲者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凡障雨蛮烟，荒冷之区，靡弗足迹殆遍。土人爱而亲曰：赫甲家。都邑乡里之间，妇孺皆知其名；先生和气迎人，既孩提亦爱戴，尝酣卧抱中而情深不忍去诸怀抱者，至若老成。人受熏陶，莫不曰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现于今，心悦诚服，有如知己。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濒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且泣曰：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拆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清，甚于家人父子。自辟石门，博精（）划，苗人呼之曰“堪德”（克垒勤）。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片荒地，竟至崇牖栉比，别有天地，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痛长眠，就山窀穸。今石部集封碑，问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之。铭曰：“唯我先生，辟开石门，传宣圣道。觉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流馨。
二，今年的“五一”节 献鲜花于石门坎
在中国的所有节日中，我希望找到“志愿者或扶贫济困者”节日，但没有找到。那就暂时用“五一”节代替“志愿者或扶贫济困者”节日。今年的“五一”节，我将鲜花献给继续着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的事业的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们。他们正在和石门坎的人民一道书写着石门坎的新历史。
7万元修成26公里公路
从石门坎乡政府到新寨村，以前要走5个小时，现在步行只要1小时30分，开车仅要40分钟；新营―乡政府以前的山间小道需要步行2小时，现在只需四、五十分钟，开车10余分钟；新寨到苏科寨过去需要步行1小时，现在5分钟就可以坐着车出来了。3条五米宽合计26公里长的公路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如果用现代流行的招标方式来修这3条公路，至少需要200万元。可是，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的人们只用了不到7万元的资金修成了这3条公路，并且从竣工的那一天起，这3条路就有了若干支义务护路队。
我把这件事讲给北京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不敢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如果按照经济学家的市场化思路来发展乡村，7万元1公里路也修不成。但这是真实的，这就是石门坎人民和发展工作者的智慧，也是柏格理先生智慧的延续。
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们，深入到各个村寨，了解村民的需求。需求会提出很多，但修路是各个村社的共同需求。修路这样的事，一般是政府来修。政府修路一般采取招标的办法，1公里路不会少于8――10万元，由于投资巨大，政府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村民修路的愿望就只有年复一年的等待下去。有没有用少钱办大事的办法呢？这样的先例不是没有过，人民公社时期有过。现在，因为政府再也组织不起村民了，所以政府改革了，学来了据说是西方先进的方法――货币化修路。
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开展了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尝试将农民组织化，在相关村社成立社区发展委员会。发展工作者将各个相关村社的发展委员会成员组织起来，选举成立修路管理小组。管理小组讨论修路的方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成初步的共识。再由各个村社的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讨论如何具体的施工细则和各个村社成员的具体任务。通过这样的活动，修路的方案基本形成，由乐施会出钱，社区发展委员会买炸药、雷管、铁锤、钢钎、碎石机、推车等材料和工具，请政府安排技术员指导（由乐施会出资给补贴），由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投工投劳。修路管理小组负责整个修路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发展工作者是社区发展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的协作者。
从2001年年底开始，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人民一道，用了两年的农闲时间，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风餐露宿，终于于2003年年底修成了连接3个村的5米宽26公里长的碎石公路。
当我走在这条平坦的山寨公路上时，电影《红旗渠》历历在目，心中感慨万千。80年代，我在乡镇当书记的时候，领导过农民利用冬闲时间兴修水利，但进入90年代，组织农民义务兴修水利等工程的壮举再也没有了。政府组织不起来了，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工作者们却再现了《红旗渠》的一幕。
在中国的农村，每天闲置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可是中国的农村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劳动力去干，中国的农民也渴望组织起来改造山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我们难道还有比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的闲置更大的浪费吗？我们难道还有比利用几亿劳动力更重要的资源开发吗？市场化、货币化的扶贫是中国要走的扶贫道路理吗？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石门坎人民创造性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方向。
石门坎特色的“社区发展基金”管理模式
我去拜访石门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说，两年前开始学习乐施会扶贫点上的“小额信贷”管理模式，贷款的回收率由原来的40％上升到了现在的80％。
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所说的“小额贷款”，就是乐施会的发展工作者所说的“社区发展基金”。我考察过国内外一些地方的“小额贷款”，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群众共同创造的“社区发展基金”管理模式设计精妙、独具一格。他们将村社的农户按照相同的贷款需求时间编成若干个五户小组（责任利益关联），每月18日集中开会还款和放款，前面贷款农户的还款，就是后面农户需要的贷款，一环扣一环，结算、监督、审计以及利息收入的处置都是公开透明的，用会议办公的形式完成的。整个管理几乎没有成本（没有工资），天衣无缝，回款贷款运转有条不紊。
以石门坎荣和村的荣和社为例：全社51户，2001年2月根据社区发展委员会全体社员的要求，乐施会赠与发展基金本金35700元（户均700元）。随即，社区选举产生“发展基金”管理小组。选举产生了邱广勇（不识字）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有会计、出纳、监委）。五人小组多次组织社员讨论达成一致，举手表决：每户贷款上限1500元，贷款期限6――12月；相同贷款时间的农户自愿组成“五户联保”（相互担保，一户还不上款，另外四户愿意帮助垫上；相互审查、监督贷款用途；相互分享发展经验）；一次贷款，分次（6――12）偿还，1500元，每月连本带息还款135元（1000元年息80元）；每月18日为约定的公开还款和贷款日，上期贷款户的当月还款保证当月需求资金农户的贷款，利息归公（当场转发展委员会管理）；贷款主要用于种植和养殖。
两年运转下来，回款率100％，积累利息5000多元。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土豆、玉米产量翻了番，养猪由户平均2头发展到户平均8头。经济发展了，社员们有了新的需求。2003年下半年，他们对“社区发展基金”进行了改进，将5000元利息转为发展基金本金，本金充实为41000元。一半资金按照原来的方式运作，另一半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部分农户做小生意（百货、牛马交易、肥料、大米兑换土豆玉米等），可以短期贷款（一个星期都可以），最长期限不超过半年，贷款最高不超过3000元，要有四户农户用大牲口担保。贷款的利息相对较高，根据贷款期限的长短浮动，最高的2％（100元月息2元），最低1％。利息收入转入助学基金或合作医疗基金的本金。这次改革，大大的促进了荣和的小商小贩经济的发展，仅做牛马生意的农户就有了8户，每年“收购――寄养（育肥）――交易”牛马超过1000头。
这些（大多数）一字不识的人，可以有条不紊的管理好“社区发展基金”，这可是多少经济学家、银行学家、政府官员非常头痛的难事啊！我对北京的朋友说，他们不相信，他们更不敢相信管理者不要工资。我的一个哥们说，“奇怪了，不是说农民最不讲信用吗？怎么最讲信用的是最贫困的人了。”不信，您就去看看，乐施会2000年以来众多的社区资助“社区发展基金”，95％以上的社区的还款率都是100％。我经常关注我们国家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在改，可越改越难改了。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村是小农经济，农户分散，管理成本高，再加上穷人不讲信用，所以农村信用社怎么搞也难搞好。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社区发展基金”管理模式会不会给我们开一点窍呢？
小改进大改变
“小改进、大改变”是石门坎发展工作者的一个信念，也许是吸取了公社时期石门坎发展的教训，他们认为贫困山区的资源非常有限，犯一点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对贫困者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所以，扶贫工作是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要从小事一点一滴的做起，要一点一滴的改进，一点一滴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大的改变。
缺水是石门坎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饮用含氟的水和用臭水洗衣、洗澡更是石门坎人畜健康生存的最大威胁。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在自己的扶贫点上和社区村民一道，摸索出了一套聚水、库水、节水的系统，家家户户都能在雨季储存7――10立方洁净水。小水窖工程被政府接受，现在的石门坎，推广小水窖成了政府的扶贫工程。
十年以前，石门坎的大多数村民都缺粮。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在自己的扶贫点上尝试地膜杂交玉米和地膜土豆种植。不仅解决了扶贫点上的缺粮问题，绝大部分村民粮食还有了节余，养猪有了发展的基础。在石门坎发展工作者的影响下，推广地膜玉米和地膜土豆生产技术，很快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工作，全乡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全乡的养猪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一声不响的、默默无闻的关注着社区。他们协助农民组织起来，决策和管理自己的事情，关注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关注每一户家庭新修住房的改进，关心每一个新建猪圈、厕所的改进；关心每一个山头新栽的小树的品种和生长情况；关心每一个孩子的读书和每一个老人的健康，关心每一个妇女是不是走出了家庭赶了集；关心每一个家庭的地里种的、家里养的，几乎能记住每一个家庭的几头猪、几亩地、地里种的是什么。他们捕捉每一点变化的趋势，加入一定的外部干预，推进变化朝着好的方向演进。
也许，在很多做扶贫攻坚的政府官员们看来，石门坎这些社区发展工作者们的工作不值一提。因为，政府一出手就是多少个百万、千万、亿，政府的安居工程一出手每户就是4000元，一下子就可以立竿见影出成功。政府扶贫的安居工程是大手笔，政府出4000，村民自筹2000－3000元，不出半年，整齐划一的安居工程就竣工了，这是社区发展工作者望尘莫及的。但要是发展工作者手里掌握如此庞大的资源，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房子虽然是有了，但村民自身的积累耗尽了，自身发展的力量没有了。社区发展工作者追求的是“助人自助”和“在自身小改进中实现大变化”，这样的发展才是经济的、内生的、无破坏的、可持续的发展。
不是为了450元钱
石门坎的社区发展工作者（也称项目推广员）都是有专业知识的青年人，他们每月只有450元的补贴（工资更准确），450元几乎是他们的全部收入。马剑，38岁，毕节农业技术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在石门坎从事社区发展工作已有10年的时间。他说，他不能离开这份工作，不是看中这450元钱，实在是觉得老百姓不能没有他，实在是不忍心离开贫困的石门坎人民，再苦再累再穷也得克服。马剑说，也有经不住诱惑想离开的时候，但一想到社区贫困的村民，就又不忍心离开了，思想波动的时候，他就走到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三位代表”的墓前一坐就是半饷。我理解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先生对马剑的意义，当我站在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先生的墓前的时候，心中油然升起崇敬之情，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中国发展工作者的渺小。晚上，我问马剑最需要什么，马剑说最希望有一部摩托车。我毫不犹豫的答应给马剑筹几部摩托车，尽管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筹到摩托车，但我不能不承诺。马剑工作范围内的祖基村，来回走一趟，路途就需要7个小时。马剑二三个月才回一次家，虽然回家只有60公里的路程，但一天走不到家。马剑的儿子上初中了，从来就没有关顾过儿子的学习，马剑说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
马剑的同事有七个，他们是：马剑、张建芬、苏慧江、张礼坤、朱理华、文荣建 。他们是新时期最可敬的人。今年的“五一”节，我把鲜花献给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们。（这篇文章的稿费将捐给马剑和他的同事们买摩托车，过去用过我的文章，因不知道我的地址没有付稿费的媒体，希望一并支付稿费。拜托！稿费请寄：贵阳市花溪区25016信箱――香港乐施会贵州办事处毛刚强收，邮编：550025）
2004年5月1日于昆明
三，石门坎啊！贫穷不是你的错
打开1920年石门坎的照片，你会发现80多年前的石门坎比现在的石门坎繁荣和美丽。1948年的大地震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石门坎美丽的欧式建筑只剩下了高志华先生一天也没有住过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恐怕是今天石门坎最值钱的建筑（现在是石门坎乡乡政府的办公楼）。昔日茂密的森林如今却已光头透顶；柏格理先生修建的游泳池已经常年不见滴水了；再已不见当年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敬老院、农科实验站了 ；昔日足球之乡的孩子们却已经不知道了足球的模样；在大理石基础上重建的三层楼高的新民族中学的依然见证着昔日石门坎教育的厚实与辉煌……
要不是亲历石门坎，你根本想象不到石门坎的贫困状况。在石门坎的信用社里，2004年3月底的存款只有80万元，其中乐施会的项目资金51万元，学校学生的报名款8万元；政府统计的人均纯收入1090元；70％的农户依然住的是茅草房；80％的人畜缺水；90％以上的农户依然是人畜同居；烤土豆和玉米面依然是90％农民的主食；90％以上的村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氟中毒；14000人口的乡，中学女生不倒男生的三分之一，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只有到百里外的地方上学。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许许多多个石门坎人因贫困而发生的悲伤凄凉的故事。石门坎人告诉我，穷人不需要眼泪。我尊重石门坎人，省去了许多悲伤凄凉的故事。
我们面对石门坎的贫困的时候，为石门坎的贫穷力不从心而叹息的时候，一个如骨在喉的问题却不能不说――石门坎真的很穷吗？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石门却依然是繁忙的，大大小小的运矿车吵闹得让人无法入睡（为什么白天运矿车少，据说是避税）。每天都有大量的财富不分日夜的源源不断的从石门坎流走。
石门坎的煤矿、铅矿、锡矿资源，上级政府部门将开采权给了浙江、四川和云南的三个大老板，这些大老板每年给乡政府创造的税收不到50万元，运矿车损坏公路每年的维修费却远不止50万元。开铅矿、锡矿是有毒的，在矿上的农民每天的工钱却不到10元钱，由于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每个健壮的农民只能在矿上工作3个月。从一个矿上被辞的矿工会到另一个矿上去打工，很多矿工明知道这样对身体有很大的摧残，但每天10元钱的工钱对当地的农民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这就是所谓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吗？不是，这些人不是为财而舍命的，他们是像鸟儿一样，为生存为食物而舍弃生命。所以，“宁可累死，不可饿死”才是矿工们的生存写照。至于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就更不用提了。
石门坎矿产资源的开发，既没有给乡政府带来财富，也没有给当地的人民带来财富，相反，还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和生存的环境。“发展才是硬道理”怎么会这样呢？
主流社会首先用“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一句话割断了石门坎的矿产资源与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然后，谁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有权决定矿产资源开采权的几个人代表着国家。国家的资源谁有资格开采呢？代表国家的有权人说“公开招标”，对谁招标呢？对资本家招标，99％的人被排斥在外。石门坎的发展，与当地的政府和人民没有关系。如果把石门坎开矿的GDP计算在石门坎，石门坎的人均GDP应该超过10000元，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可是，石门坎的老百姓的收入与GDP无关。石门坎的开矿的GDP对老百姓来说，是垃圾GDP。从石门坎的开发、发展，印证了党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无比正确。
石门坎的贫困，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考。假如西部资源的开发都是石门坎这样的状况，这样的开发对西部的人民有什么好处，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西部的资源，就这样廉价的转移到了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就这样廉价的转化为资本家的资本，二十年后，西部还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假如西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极其廉价的转移到城市和东部，东部的产业资本怎么会向西部转移呢？没有产业向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的西部真的很重要，那是西部是能源等各种资源的基地，假如开发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极少数人富裕，多数人付出代价，二十年后，资源没有了，富人也会走，到时西部还有什么？西部还重要吗？
今天的西部很多的小城市，第三产业发达，主要是富人和官员消费经济支撑下的繁荣，当西部的资源优势掏尽的时候，富人拍屁股走路的时候，这些所谓的经济繁荣可以持续吗？
石门坎也许算得上西部的一个窗口，贫困的石门坎啊！我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石门坎啊！100年前的老照片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