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乡建一百年 有待我辈新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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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暑假乡建学习班上的演讲 随着“三农”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因为曾经在温铁军先生领导下，伙同刘老石、邱建生等人做过大学生支农乡建和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前期策划工作，最近两年又在香港乐施会西南办事处做“以权利为本的参与式农村社区发展”工作，所以，很多媒体关注“新乡村建设”常常也关注我在怎样参与“新乡村建设”。非常遗憾的是，我真的没有搞清楚“老乡村建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明白“新乡村建设”到底想干什么，怎么干？ 最近两年，看了一些关于乡建先辈从事“乡村建设”的资料，也经常关注温铁军先生及贺雪峰、梁希森、张晓宾、何慧丽、刘老石、姜柏林等人关于“新乡村建设”的一些论述和实践介绍，对我有很多的启发。本文想在他们给我启发的基础上，谈一些想法，期待抛砖引玉。 一，100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回顾 提起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和梁漱溟是代表人物。现代知识分子似乎只认同晏阳初1928年——1937年在河北定县的“洋乡建”和梁漱溟1929年——1937年在山东邹平的“土乡建”。其实，在晏阳初和梁漱溟之外的中国乡村建设是更不能忘记的。下面是牛铭实教授整理的一份资料，这是关注中国新乡建不能不看的一份资料。 一百年前的中国村民自治——翟城村的做法和实效 河北定县翟城村，村绅米春明（字鉴三）、村正米琢和村副徐进，自1904年起，自发地带领村民在村中置公产、办学校，并且制定了一些村规民约，成立多种自治会社，以自治的方式办理村中事务。民国3年（1914）夏天，孙发绪上任定县知事。他看翟城村教育发达，基础不错，提出仿照日本模范村的样子，把翟城村建成中国的自治模范村。米春明的长子米迪刚（字逢吉），刚从日本留学回国，非常赞同孙的想法。1915年，“由孙县长补助费拨银元300元，作为开办经费，建筑村公所三间，至九月间落成。举凡最要之规约，亦相继订妥备案，所议举之村长、村佐及各区区长，于十月六日推举就职，各股员均议定专人，村公所得完全成立。凡向日由公差局存管之公款，亦尽数接收，而自治基础乃大定矣。”这样，由官助民办，翟城村成立了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治村公所，健全了村自治组织，并补充了其他一些自治会社，扩大了自治事项。当时的中央政府也公布了地方自治法令，为该村自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1915年孙发绪把翟城村列为模范村上报省里，并将翟城村的经验在全县推行。 翟城村自治的成就使之成为全国知名的模范村。下面，我以时间先后为序，介绍翟城村推动的一些自治项目。也许内容很繁琐，但目的是描述当时翟城村的自治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口号，不是政令。这样的自治村民才支持，才有参与的意愿，自治才能稳固、持久。另外，从翟城村的经验可看出，村民自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现实需要不断改进、循序渐进的。 育正学堂（1904）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定州（翟城村的上级行政单位）州牧吴国栋，聘用翟城村村绅米春明为劝学所学董。上任后，米春明决定在本村先办一所学堂，以作定州新式教育之示范。当时村里的领导村正米琢和村副徐进，都支持米春明的这个主意。那年秋天，他们就从村公差局提取200元，购买了各种教学用具。米春明又出了四间房子当教室。这样，办起了一个学校，叫育正学堂。村里二十个男孩成了第一批学生。 学校办起来了，维持下去需要解决经费问题。要办得长久，非得有个长远之计不可。那年冬天，米春明、米琢、徐进和村里一些人，讨论用村公产作经费。各地农村风行各种迎神赛会，村里都有一些会款、会地，这是一笔不小的公共财产。当时风气渐开，人们开始认识到把钱花在迷信活动上，不如用来办学校。他们清算了一下，总共是589亩地，制钱635串，这笔财产全部用来作本村教育及其他公益基金。来年第一件事是盖校舍。在村东的公共地皮上，他们花了1500元，建了5间教室，5间办公室，2间餐厅，2间浴室。学校盖好以后，增加了一个班的学生，村里又有25个男孩入学。 省教育科主任李琴湘来调查后，把各种办法详细报告给巡按使朱家宝。朱家宝很赞赏，让各县去参观学习，还让财政厅给了村里2000元教育经费。教育部、内务部也纷纷加以肯定，称翟城村是“直隶全省乡村自治之模范”，让各地仿效。 《教育普及计划书》（1904年） 村会议定教育规约十二条，称为教育普及计划书，并公举学务委员一人。教育普及计划书规定，儿童6岁至14岁，无论男女贫富，均享受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不征收学费。区长负责入学儿童的调查登记，学务委员负责通知儿童家庭、学校，并会同校长，确保学龄儿童入学。村长也有监督儿童家庭之责。具体办法是，各区长将本区儿童姓名及监护人详察登记在册，于每学年前一个月，交村学务委员，汇报村公所查存。学务委员将儿童入学事项、日期预先通知监护人。校长按照儿童入学通知，如果查知开学超过一周尚未入学，即将儿童姓名通知学务委员。学务委员应即劝导儿童监护人，令速入学。如果劝导两次以上仍不入学，即报村长督促。入学之后无故旷课一周者，校长通知监护人。如再延迟一周，校长则通知学务委员，学务委员前去劝导，还不成则报村长。 《看守禾稼规约》（1904年） 除了办教育，米春明和米琢、徐进一起，大家议定了一个《看守禾稼规约》。自光绪三十年起（1904年），每年秋初，将全村所有禾稼划分为东西南北四段，由村里雇用八人分段看守。如果看守不力，其所负责的段内被偷窃而未抓获者，村正副及公直酌议令其赔偿。无论何人，如果被看守或地主抓获，即根据偷窃之多少给予处罚。雇用的看守，工资由村人按照地亩数分摊。百亩以上为上户，每亩出粮七合。五十亩以上为中户，每亩出粮五合。二十亩以上为下户，每亩出粮三合。所集粮食，除付工资以外，如有盈余存在村里，用于雇人看管树木。 农隙识字会（1905年） 那时村里文盲很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翟城村创办农隙识字会，作为正式小学的补充，生员是那些年长失学或贫困无力入学者。“所有一般不及入小学读书者，悉劝其入会学习。因事属创举，恐多观望不前也，虽应用之笔墨书籍算盘，亦皆由会内悉数备置，只令其纳原价之半。”开始的时候，入会的只有26人，是甲班。宣统元年(1909)，甲班毕业。经村正副及办公人等极力劝集，又有31名入会，是乙班。后来，这个会按照全国统一规定，改名为简易识字学塾。 《保护森林规约》（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们又开始在村里提倡种树，并制定了《保护森林规约》。村里雇用二人，专门负责看管树木。看守人的报酬，不另摊派，从看管禾稼筹集的粮食的盈余中开支。规约很严，凡偷伐树木，被雇役或本主抓获，即由村里酌情罚钱。罚款归村里公有。如果有人报信，奖励报信者一半。如果看守不力，被偷而不能抓获，令看守酌情赔偿。 《提倡凿井条规》（1906年） 翟城村地势高燥，干旱的年份会产量大减。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间，雨量骤减，连年歉收。光绪三十二年（1906），村正、村副米君和徐君及乡绅米春明等商议，先在官地内开凿八口井。后来又议定奖励规约，即《提倡凿井条规》。凡无力筹措资金而欲开井者，由村里从公款贷款一半，秋收后照章偿还。如果秋后故意推延，到年底仍不还借款，则来年开春村里将其所开之井代为佃出，扣其佃价归公，以抵偿借款。后来又用组合法凿井，村人“贫者各以所有土地之亩数，组合数家，共凿一井，分担经费”。结果，全村的井水量数大增，此后八、九年间，全村增添水井一百余眼，灌溉的园地已有三千亩左右。其他的村子，也纷纷效仿。 《翟城村保护公有井泉规约》（1907年） 井凿好了，怎么保护是个长久性的问题。私有井或组合井因为有私人或组合轮流保护，不容易有问题，而公有井的保护需要和私人的利益联系起来。为此村里制定了《翟城村保护公有井泉规约》。规定凡村有农田所凿之井，无论一家租种或数家分别租种，冬季都要棚井。如果数家分别租种，按所种地亩多少，每年冬季轮流棚井。村公所对某年某地某井，该由谁家棚盖，均登录薄记，每年冬季上冻前及春季解冻后，由村长、村佐及乡地查验棚盖是否坚固，有无冻损。公有井泉如有冬季受损坏，责成租户按地亩多少摊款修复，另外罚银五元以示惩戒。 《学生贷款章程》（1908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村立初等小学毕业生中，有学生七名因家贫不能升学。米迪刚以怜才之心，与村正、村副商议，拟定《学生贷款章程》。在本村学校经费项下，“每人每年贷与银十八元，使升入高等小学。俟将来力能自立，除偿还贷借之数，并须照章程纳利以为公家之酬报。至民国元年，此七人由城内高小毕业，均已升入中学。”纳利的规定是，“自其自能营业之年起，从其所应得之薪金中，按十分之一抽扣，作为公家报酬金。以五年为限，每年每人之薪金百金者抽十金，得千金者抽百金，以此类推。” 因利协社（1908年） 米树屏是一个普通村民，他提议由村公所垫款，向无极县购买优良棉花种子，分给村中种棉的人家，省得各家都到无极县去买。有了这个好的经验，于是村里决定办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叫因利协社。他们认为，中国二千年来民间的经济信贷不够发达，旧时也有抓会、摇金等习惯。但主要是个人性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因利协社，其名取自孔子的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因利协社是总机关，内部组织分为四个部，其中以金融协社为主（又称平民银行），下面还有消费协社、购买协社、贩卖协社。金融协社为全村的出纳总机关，代管出纳本村公款如学校、基金、教育费贷用储金等，“亦如国家银行之代理金库”。也经营村民的储蓄生息、低利放款等，故又称平民银行。 因利协社的经营管理采取股份制。资本来源有六种，股款、代管的村公款和各团体公款、村民储蓄存款、村民或非村民储金以外的存款、公积金、团体及银行钱号或个人借入的款项。该社股本，由村公款项下入股3000元，自由招股3000元。股东以翟城村人为限。该协社的管理机构，设股东总会、评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股东总会分别选举9人组成评议委员会、选举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选举3人组成监察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每年改选一次，执行委员会三年改选一次。该社所有职员都是名誉职，只有执行委员事务繁多时酌支津贴。分配办法是，每年年终结帐一次，去掉正当开支后，纯利以十二成分配。二成为公积金，三成为办事员花红，七成为股东红利。 农产物制造物品评会（1914年） 农产物制造物品评会民国三年十二月成立，以品评、奖励及促进本村农产物和制造物改良进步而设。村民均可为会员，由会员选评议员9人，由评议员互选评议长1人，评议长制定调查员3人，均为名誉职。会费由会员担负。会议决定取决于多数，如果同数则由评议长决定。每年例会两次。提倡事项包括，奖励开井、研究肥料及播种、改良农事、研究预防及捕灭害虫、提倡种桑、提倡多用国产制造物原料、奖励林业等。成立大会上提出了3个议案，随后逐一落实。其一，本村一些农户由于播种时吝惜肥料，致使秋收时果实不够饱满，不能丰收。本会商同各区长，劝戒农户广施肥料，以图实效。其二，原来村人使用旧式木机，每天只能织布一、二疋。有人向村人提倡使用新式铁轮机，每天可织布五疋。村中已有60多架新式织机。该会特制奖牌，奖励此人。其三，提出一个改良本村织业、振兴本村商务的办法。建议本会发起，共同集款，成立一个织布总所。聘二三个工师，备染料、洋线、仿造若干机架，发交各织户，学织各样布料，再由总所发售。该会随后着手筹款，预计来年开办。 《翟城村村治组织大纲》（1915年） 民国四年二月，翟城村议定通过了村治组织大纲，计共议决全文十一条。 一本村村治，由全村人民组织之。 二全村人民公举村长一人、村佐二人。 三本村划为八个自治区，个区公举区长一人。 四本村组织村公所，办理本村一切事物。 五本村事物分两股（1）庶务股（2）财务股。 六前条个股事务，由各股股员分任。 七本村村公所组织村会，公议本村重要事务，本村村会开会时，以村长为议 长，以村佐各股股员、及各区区长为会员。 八本村关于教育慈善卫生实业交通及因利协社等自治事项，均另立会约，共同 遵守。 九凡本村一切自治之基本经费，由本村人民担负。 十本村自治经费之预算决算，由村会议决，呈县备案核查。 十一本组织大纲，公布后呈县立案。 义仓（1915年） 民国四年十一月村公所开第四次村会议，村长提议设立义仓。家有土地五十亩以下者酌免，其余分为上中下三等捐助谷粮。集谷标准是“上户每亩七合，中户每亩五合，下户每亩三合，其生计艰难之户，得酌免之”。当时十天内集谷20石。并议定以后每年秋收集谷。公举总理一人和干事五人，管理义仓事项。出借办法是“本村主户，得以抵押品向义仓借贷粮食。至秋收后以借九还十之法归还之”。经营办法还包括，“总经理得商之村长，将积粮酌量出售，用所得值生息，以资积蓄”。“遇有饥岁，将所积资，预为购办米粮，并存粮一同施放于村户之穷困者，以资周济。”“饥岁受惠之户，日后须设法偿还，以广积蓄。其实力不及者，得酌免之。” 《卫生所规约》（1915年） 翟城村民国四年成立村卫生所，设所长、副所长各1人，干济员5人，均由村公所公推，任期二年。卫生所职员的职责包括，调查村人是否遵守卫生所规约，指导督教村人的卫生，设法预防各种传染病，并于每年春夏二季给村人施行清洁种痘。购买药品之费，由慈善捐款开支。卫生所规约有五条，不准在街内设置厕所粪坑，不准在村内晒粪，不准在街内堆积粪土，每日黄昏以前各家出人打扫门前，以及禁止其他有碍卫生事项。 《共同保卫章程》（1915年） 民国四年十一月村议会上，会长提出保卫案，经众赞成，议定《共同保卫章程》。仿照古代保甲法，编全村为5组。各组公推组长1人，商承村长管理此事。组内如有警报，由组长会同村公所，鸣锣集众共同捕治。另外，雇用更夫二名，由组长轮流督查，分街巡夜。如因村中防卫的紧急事故而致死伤者，由村公所临时开会给予适当的膊奠或养伤费。保卫经费，由村人负担。 除了以上项目，翟城村还设立了德业实践会、改良风俗会、勤俭储蓄会、辑睦会、爱国会等，在此不详细介绍。 翟城村不只有完善的制度,自治的成效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梁漱溟1929年参观后,对翟城村的自治赞不绝口。“以我们现在所见，翟城所负模范村之名是可以相许的。他村中三百几十户人家，据平教会很精细的调查，几乎家家都有农家的副业，如纺纱织布种种。因此，‘家给人足’的一句老话，颇有此景象……他村中似乎是两千上下的人口；不单学龄儿童都在入学，并且成人（妇女在内）亦没有几个不识字的了。－－这一点更是难得之至……村中所办之事其主要者为两所学校：一男校，一女校。村中一年公款出入仿佛是一千六百余元；－－其支出之大部分即两校经费。此千六百元之收入，有四百元为省中自民国四年以来所确定之办模范村的津贴，其余则为村中公产之息入。故村中举办公益自治事项，并不向村民有所征敛。所谓公产防腐是庙产及迎神赛会等钱之改充。有一因利钱局为存放公款及其经理之所。信用合作事尚未办，但此钱局亦可贷款，其利息照本地常率（仿佛只多一分。）购买合作则历年有购买棉种一事，由因利钱局垫款购来，当下分给各家，收回原价。现在将进行种树造林，－－仿佛是利用村中一块公地。翟城十数年来倡办凿井是最有名的，仿佛村内外有一百多口井。平均两三家有一口。全定县都大凿其井，其数记不清。所以极易旱荒的大陆地方，可以不怕旱，农产量为之大增。” 翟城村，对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有过深远的影响。民国三年（1914）派到定县的县长孙发绪，“翟城村村治，曾加以十分之注目，提倡进行。始则呈准办为模范村，继又呈准办模范县。而孙之政声，亦遂因之大起。”。他在武昌起义时是黎元洪的秘书。袁世凯于民国五年称帝失败病逝后，黎元洪当上了总统。因此，孙发绪在民国5年（1916年）被任命为山西省长，虽然只当了8个月的省长，“（孙）到晋后，饮水思源，乃特别注意进行农村自治，创设村制。”阎锡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独特的山西村治。后来国民政府把山西的做法当成蓝本，制定了全国地方自治制度。“1928年6月，阎锡山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将山西村制推行于全国。7月25日，政治会议复电称：该提案‘规划精详，并悉晋省行之，已著成效，良可钦佩。县内政部正草拟县组织法，自应尽量采纳，本日第352此政治会议业经决议，交内政部法制局查照办理矣’。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其第五、第六章关于乡村自治的规定，借鉴山西村制之处颇多。” 除了对国民政府推动的自治有影响,翟城村后来也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一个重要基地。1925年，晏阳初找到米迪刚，说想找个县，不仅要在当地普及教育，还要指导其他各方面的发展。米迪刚一听很高兴，请他在定县做这个试验，还答应在各方面帮忙。1928年晏阳初的实验正式开始，平教会在翟城村设立了办事处，又把附近东厅镇为中心的52个村划成一个区，进行识字教育和社会调查。后来他们又把总部搬到了定县，进行“民族再造“的实验。其经验被称为“定县模式”，被湖南、四川等几个地方效法，直到后来被战争打断。 读完牛教授整理的这份资料，就会发现中国乡村建设已经有100年了。我曾经写过《走进石门坎》一文，介绍1904年以来、发生在贵州云南交界的威宁县石门坎的乡村建设实践，在我看来，石门坎的乡村建设丝毫不逊色于翟城，特别是石门坎培育出来的三个博士和大批的学士、硕士都回到石门坎地区，办了50多所学校，大兴文化、科技、体育，使偏僻落后贫困的石门坎成为了西南云贵川湘苗族地区的教育中心、文化体育中心、科技和实业推广中心、抗日救助中心、疾病防治中心……希望你们对乡村建设有兴趣的同学在网上找出来看看，了解了解洋人知识分子在中国贫困山区是怎么搞乡村建设的，也许会给我们特别的启示。 回顾历史，我们才知道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比翟城村的乡村建设晚了24年，比阎锡山的山西乡村建设晚了12年。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只是民国政府1928年推行“山西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两个特殊的试点。与晏阳初、梁漱溟同时期的乡建试验，还有陶行知在南京小庄的“教育乡建”试验，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业乡建”，柏格理的继任者在石门坎的“宗教与科教乡建”等等。在当时，乡村建设是近代以来救民救国运动的一部分，是中外知识分子推动的非常时尚的社会实践运动。 在弱势的清末和国民党政府时期，乡村建设既有地方士绅支持的、又有政府、军阀支持的，也有资本家和国外组织支持的，还有民间自主自发的。模式多种多样，但规模较小。后来民国政府去了台湾，吸取了在大陆乡建的教训和日本乡建的经验，继续在台湾进行乡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誉为全球乡村建设的典范。 与此同时，共产党吸取国民党时期的乡村建设经验和教训，在根据地进行了以“社区民主制度建设和土地制度建设”为重点的乡村建设的实验，共产党根据地的乡村建设是非常成功，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从一定意义上讲，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是共产党乡村建设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政府推广根据地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发动组织农会，建立基层农民政权，进行了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尽管多次出现了“极左”错误，但在农村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化建设、卫生医疗建设、乡村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80年代后期，已经是世界伟人的晏阳初先生重新回到定县翟城时，对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很惊讶，他心目中“愚、穷、弱、私”的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乡建中有了巨大改变，晏阳初先生禁不住由衷的赞叹和敬佩毛泽东！ 遗憾的是，人民公社后期直到今天（除1980－1985年外），中国大陆（东部少部分除外）的乡村建设却在中国崛起中沦陷了。农村除经济制度建设有了明显的改变外，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化建设、医疗养老建设、乡村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等，有的停止了，有的甚至倒退了。 回顾100年来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4——1928年，是民间主导、地方军阀或强人推动的自治阶段。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米春明、米琢，孙发绪、阎锡山。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方式是乡绅主导下的乡村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主要的成果是一盘散沙的农村组织化程度提高，生产和消费的互助合作加强，农村由家族自治走向精英主导的村民自治；第二阶段是1928——1937年，是国民党政府制度安排下的城市精英主导的乡村改造运动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方式是国家制度保证下的外部力量主导下的乡村重建，从外部向社区输入资源建设改造农村社区。主要的成果是国家权力基础加强，现代教育、科技、民主自治精神等开始在乡村社会启蒙；第三阶段是1945—1978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主要成果是农村组织建设、人民民主政治建设、集体经济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化建设、卫生医疗建设、乡村规划建设等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基础空前加强，遗憾的是经常走向极左，给无数的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第四个阶段是1978年——2003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贫穷集体主义经济向温饱小农家庭经济的转变。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严俊昌、杜润生、万里、邓小平。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是通过家庭承包的制度创新，家庭成为经济组织，劳动力得以解放，极大的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在保证国家工业化的前提下准许农民获得有限的自由发展空间。主要的成果是，农产品大幅增产，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市场得以建立。遗憾的是农村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化建设、卫生医疗建设、乡村规划建设和环境建设等出现停滞获倒退。 在四个阶段的乡村建设中，前三个阶段的乡村建设都有知识分子的充分参与，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农民组织、民主制度和乡村规划等多方面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我看来，由于第四阶段的乡村建设知识分子缺位，是农村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化建设、卫生医疗建设、乡村规划建设和环境建设等出现停滞获倒退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有识之士通过乡村建设实现中国强盛的梦想，至今有101年了。100年来，中国的乡村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100年中，乡村建设的先行者中，远有米春明、米琢、柏格理，孙发绪、阎锡山、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蒋介石、毛泽东……近有严俊昌、吴仁宝、王宏斌、杜润生、万里、邓小平……当代有温铁军、贺雪峰、梁希森、张晓宾、何慧丽、刘老石、姜柏林等人和香港乐施会、世界宣明会等国际组织……在100年的乡村建设中，有几条基本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第一，乡村建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政府是主导力量。100年的乡村建设中，无论是米春明、晏阳初还是梁漱溟，他们的乡村建设都坚持了人民的主体性，同时都争取到了政府经济和政治上的坚强支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主要靠人民群众的组织体现，政府的主导主要靠政治上的制度保证和经济上的财政支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政府的主导性是乡村建设不可缺少的两个根基。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叫做乡村建设。第二，乡村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实业家参与，知识分子和实业家是乡村建设的推动力量。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乡村建设必须的外因，没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参与的乡村建设，精神上难以超越封建传统，经济上难以摆脱小农传统。第三，乡村建设是对乡村的反哺而不是索取。反哺首先是组织制度供给，其次是人才技术供给、再次是物资资金供给，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时代的乡村建设，成功在于组织制度供给，失败在于过渡索取。无论是晏阳初还是卢作孚，成功在于他们不求索取，失败在于他们组织制度供给不足。第四，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组织建设——微观组织重建，组织建设是乡村建设的最基础工作。组织建设是乡村社会从自然权威治理向理性权威治理转变的必要条件，组织建设也是传统分散小农经济向专业合作经济转变的必要条件。二是制度和信用建设。在组织建设的同时，必然的是组织的内部章程、管理规则建设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政府、组织与个人的契约建设，社会信用建设也在其中。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只要是通过组织的力量，动员乡村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主要是人力），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主要是道路、水系、学校和村庄规划；四是科学普及与精神文化建设。先行者100年乡建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天的乡建者宝贵的财富，值得我辈好好的总结。遗憾的是，在中国乡村建设一百周年的时候竟然没有一点点纪念活动，我辈真是愧对先行者了！ 100年后的今天，虽然中西部农村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中凋敝，用孙立平教授的话说，中国社会处于断裂之中。但欣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中，还有一大批人没有忘记“乡村建设”的历史使命，重新举起了“新乡村建设”的伟大旗帜，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年轻学生聚集到了这面旗帜之下，这也算是对乡村建设的先行者们的一个告慰！ 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一方面，认为乡村建设是一个民间行动，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乡村建设就会成果辉煌.温铁军先生说得好：乡村建设的要靠政府主导；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以为学习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人权、市场经济、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效率、公平等概念，就真理在手，不尊重群众路线，以为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就是新乡村建设。更多的人则是一片茫然。对什么是新乡村建设，怎样建设新乡村也许需要严肃的思量。 二，乡村建设进入新时期。 既然我们已经举起了新乡村建设的伟大旗帜，有很多的问题是必须要认真回答的。 （一），新乡村建设的依据、机遇和动力是什么？ 从2004年一直追溯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是农业地租转化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时代，乡村政府与组织的主要任务不是建设乡村，或者建设乡村也是服务于工业化的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的主要职责是在不饿死人（实际上是饿死了不少人）的前提下为国家工业化无偿出力。现在不同了，工业化进入中期了，胡锦涛说现在进入“以工补农”的新发展阶段了，国家财政要逐步增加对农村发展与建设的转移支付额度，农业地租不需要交给“国家”了，可以留在乡村社会作为发展和建设的经济基础了。应该说取消农业税和实行“以工补农”是新乡村建设的最根本的依据、机遇和动力。 现在，有很多有道德的知识分子，主张农民种地不要交钱了。这是不对的，农民的地租一定要交，不交给国家了，要交给农民自己的自治组织。不交地租，农村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重建就没有内在的经济基础了。只有在这个内生的经济基础之上，再辅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外部支援，乡村建设之树才能常青并茁壮成长。这叫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在内生的经济基础上改善农村组织和重建农村制度，外部赋予农民的权利和制度都不是农民真正获得的持久权利和制度。 （二），新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100年以来的乡村建设，从米春明的自治到严俊昌的家庭承包，从晏阳初的向“愚穷弱私”开战到邓小平的“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建设全民小康，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建设乡村。只有毛泽东完整的勾画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宏伟蓝图并付诸全面实践。尽管毛泽东经常走上极左的道路，建设的是一个乌托邦，但毛时代的经验和教训一样宝贵，对我们今天的新乡村建设事业却是一面明镜。如果我们与时俱进的表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认为主要就是三大建设：一是乡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乡村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等）；三是乡村生产力基础建设（经济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的新科技、新方式应用体系建设等等）。当前，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三大建设的核心，没有这一条，乡村福利制度体系和乡村生产力建设都不可能体现人民意志，最终的乡村建设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乡村建设。 这里主要谈乡村民主制度建设，兼谈另外两个建设。 乡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要以推进乡镇政府体制转变为核心内容展开。主要内容是： 第一，乡镇体制由官本位向民本为转变——乡镇有限自治。建立“民本、民管”政府，将乡镇政府建设成有限自治政府，一般乡镇政府除保留公安派出所外（发达的重镇除外），其他部门原则上退回到县，过去乡镇部门承担的职责都由乡镇政府的内设办组室承担，相当一部分职能交给市场或民间组织完成。特别要建立起公共资源使用与管理的政府和非政府相互竞争机制。与此同时，要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完善乡镇治理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是乡镇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县乡人大代表要竞选产生，人大主席团的主要成员应该主要由民间组织的领袖构成。乡镇政府的乡镇长（正、副）都有民主选举产生（或罢免），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公布（或罢免），乡镇政府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的执行机构；乡镇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在乡镇人大主席团内选举产生党支部，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人大决策和对政府监督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党委和支部）今后要逐步实现自给自足，不再由财政公养，要为群众和党员提供服务获取资源生存。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示范，各种组织都依靠提供服务而生存，从而开启乡村社会由家庭竞争时代进入组织竞争的新时代。促进乡村社会由“官本位”社会向“民本位”社会转型，乡镇政府由“官本”政府向“民本”政府转变。 在转变乡镇体制的同时，从根本上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重建。过去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以农补工，现在乡镇政府的新职能主要应该有三个：一是服务“以工补农”的国家战略，高效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很多人认为，不收农业税了，乡镇政府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呀？不如撤消乡镇政府。近70％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不要政府提供服务还是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今后，每年都会有数千亿（会逐年增加，将来更多）的财政资金转移到乡村，如何为农民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环境治理与保护、技术普及与应用、社会治安、就业等），将是乡镇政府的首要职责；二是规划、建设和管理小城镇。乡镇政府要承担起统筹新乡村规划与建设的任务，建设、管理、维护小城镇也将是乡镇政府的重要职能。中国是一个人多资源少的国家，40年以后农村还有6亿多人生活，合理的规划集镇和新村，对节约和有效使用、管理资源以及有效管理乡村社会意义非常重大；三是管理国有的现代化后备资源，如森林、矿产、河流等。现在阶段，国家可以放弃地租，但矿产、森林、河流等资源依然是可持续现代化的命脉，国家不会放弃控制权，因此未来乡镇政府将依然承担协助国家管理这些战略资源的任务。 第二，在进一步强化村社自治组织功能的同时，推动组织民间化、促进民间组织化。要保证新时期乡镇政府为农民提供高效的服务，除要求政府转变体制和职能外，还必须建立起管理民本政府的自治组织和自我服务的民间团体。现在一个非常不良的趋势是村社自治的功能在弱化，主要的原因是村社的土地所有权被国家剥夺了，既不利于人民群众管理政府，又不利于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土地的地租过去转移为工业化资本，今后要建立起“以土地村社所有为前提的、以土地地租为基础、以转移支付资金为补充的乡村自治制度体系”，以促进乡村“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乡村建设；另一方面，当前要特别重视组织民间化、促进民间组织化。民间组织化就是要让村委会、党支部、团支部、妇女联合会等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和外围组织回到民间去，依靠自己的财产和服务获得资源和支持而存在；在组织民间化的同时，促进民间组织化，如：准许庙会、老人协会、行业协会、农会、合作社、基金会等合法化。今后政府转移支付给农民的公共服务资源，不是只对资本家招标，应该更多的面向民间组织招标，让民间组织成为乡村社会提供服务的主体。 未来农村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将是新乡村建设的最基础性任务，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内容包括： 组织建设：组织的类型有：村社自治组织；合作组织；社团组织；宗族组织；党组织；政府服务组织；企业组织；黑社会组织；组织的目标、原则：目标——因（权）利协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原则——目标人群自愿民主的联合主体，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组织的结构：“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组织的功能：配置社区资源，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适应和利用市场并应对垄断；现代民主的保障；现代法治的条件；降低乡村社会的管理成本、服务成本、生成成本；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服务小农的桥梁如金融、社保、医疗、养老等；乡村组织建设的着力点：以地租为基础，建立农村自治制度体系和社区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雏形，架起国家现代制度体系服务乡村社会的桥梁；开放民间金融，让民间组织的血管里流动血液，促进各类农民组织的良性发展。 制度建设：新乡村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产权流转交易制度；民主自治制度；公共福利制度(以地租为基础，辅以转移支付资源完善)；合作制度（合作金融是核心）；城乡居民身份(权益)转换（对接）制度（土地金融社保制度是核心）；保险与救济制度等等。 第三，依法配置公共资源，民主管理使用公共资源。今后，中央财政转移资金将是乡村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财政来源，必须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方式和管理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改进资源配置方式、途经——将权力配置变为法律配置。今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绝大部分要依法配置到社区、到人头，一个村有多少人，教育资源多少，医疗资源多少，主要按人头来依法配置，不管中间有多少环节，法律规定多少钱就得给村社多少钱，不能由权力随意安排或截留；二是改变资源使用管理方式——由官权管理转变为民权管理。资源转移到社区和人头后，怎么使用、如何管理使用，应该由社区群众民主决策和管理，政府官员只可以作为协作者参与监督使用管理。到人头的资源，受益者应该有权自主选择提供服务的对象；三是提高管理国有的现代化后备资源，如森林、矿产、河流等的效率，要明晰产权边界和产权收益分配机制，明确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共同管治森林、矿产、河流资源的利益共同体。从制度上保障当地人民分享国有资源开发收益（不少于30％）的权利。 第四，开展民众乡村规划运动，发动群众智慧为新乡村建设制定基本蓝图：首先是村庄规划：民宅和民宅点规划、农村道路规划；农田水利规划；电、电视、电讯网等规划；公共生活区规划（学校、卫生室、公墓灵堂、祠堂、会堂、娱乐室、健身场所等）；村庄生态规划(生活垃圾处理，水土资源保护，循环农业)；其次是小城镇规划：市场、商业区、工业区规划；教育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区规划；公共服务区、生活垃圾处理区规划；集镇与村社协调规划等；再次是规划的理念：资源的节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城乡和谐；最后是规划的方法：群众路线；参与式需求评估；参与式乡村系统性分析；参与式专家规划建议与诊断；参与式民众规划与实施计划。 （三），新乡村建设的力量 农村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新乡村建设的根本力量，在这个力量中，回乡新知识青年是最积极的力量；党和政府是新乡村建设的领导力量，广大的基层干部队伍是领导力量的中坚。特别是胡温新政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由增加外国人和少数中国人福利回归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党和政府重新回到了乡村建设的领导位置上来了。有三种农村外部最活跃的新乡村建设力量也调动起来了。这三种力量是：一是大学生。每年与农村相关的数十万大学生几乎没有人回到农村，涉农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今后要倡导政府实行“学役制”，在对农、医、教三类大学生实行“免费教育”的同时，也要求这三类大学生必须到农村村社义务工作1－2年以上；二是城市的实业家队伍。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过剩的时代，东部和大城市资本过剩越来越严重。而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丰富的资源在贫困落后的中西部农村，所以，实业家队伍将会由“两头在外”适当转向“回报人民”的发展，贵州的“春辉行动”就是这样做的；三是NGO和志愿者。现在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NGO都是都大批涌现，中国的志愿者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公民社会在悄悄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正、公义将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关注并参与新乡村建设将成为主流社会的一种新时尚。 （四），现阶段，知识分子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几个着力点 1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乡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现阶段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虽然有很大的空间，但由于与农村相关的政策、法律制度体系依然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时期制定的，不是参与新乡村建设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出成绩的。在明确乡村建设的方向、任务之后，我认为只有抓准以下5个着力点才能事半功倍： 1，微观组织再造，社区金融组织优先。25年前，改革激发了家庭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要通过改革激发农民组织配置政治经济资源的功能，促进乡村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在改造微观组织的过程中，要注意优先发展社区金融合作组织。一是因为社区金融合作是社区消费合作、购销合作、技术保障合作、劳动合作……一切合作或资源有效配置的纽带；二是因为土地村社集体所有制下的社员土地产权也要通过社区金融合作组织实现；三是因为农村现代信用体系和农民个人的信用的建立依赖于社区金融的中介作用。现在，中央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服务，知识分子要充分认识到社区金融组织对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积极作用，积极培育社区合作金融组织。知识分子对社区资金合作社都有一定的书本知识，在组建社区资金合作社方面大有作为。当社区资金合作社发展起来后，要引导农民用部分承包权抵押贷款，资金合作和承包权抵押做成了，改造和发展其他的微观组织就比较容易了，发展社区资金合作社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2，发动民众科学规划与建设运动。乡村建设需要规划，但政府对乡村建设的规划往往是关门造车的，根本没有民众的参与。以至于乡村建设总是一朝君子一朝臣，张书记朝令李书记夕改。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要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在发动群众参与的基础上，做出村庄的科学发展规划。在规划的同时，帮助群众制度规划实施计划。规划实施计划的核心就是要利用农民组织配置农村劳动力，以劳动换福利，以劳动换收入，以劳动换权利。只有解决了“大量的事无人干，大量的人无事干”的尴尬局面，新乡村建设就找到了根本的办法——组织配置劳动力资源。 3，实践群众路线，完善制度和机制建设，培养民主自治文化。在今天，中国的新乡村建设实际上是由国外NGO主导的社区发展。“参与式”“赋权”是最权威的方法。中国本土是不是就没有中国式的参与式方法呢？在我看来，共产党早期民主革命、土地改革和合作互助运动时，就创造发明过一整套科学的参与式方法——群众路线和实践论。例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理论－再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相信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改造群众、服务群众；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先实验示范，后总结推广；试点先行，一点带面；少数服从多数，先民主后集中，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共产党早期的农村工作方法是完整的社区发展方法，充分实现了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自治权利。共产党科学的社区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方法.有待于新时期知识分子在新乡村建设中发扬光大。 将群众路线发扬光大的目的是要以此建立农民的组织，建立起农民组织的民主自治制度和社区民主自治文化。只有这样，新乡村建设才能提升农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新乡村建设。 4，改进生产生活技术。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参与新乡村建设，要发挥自己的长处，要和农村群众一起，不断检讨、检讨、再检讨农民现实生产、生活中的落后技术、落后的工具，落后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和群众一道不断的加以改进、改进、再改进，促使农民生产生活不断改善、改善、再改善。乡村建设不是革命，是一点一滴的改变的积累。常常是小的改进，会带来大的变化！ 5，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创新。均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快30年了。30年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过去一家一户只能养3头猪，现在能养300头甚至3000头；过去一家一户职能中20亩地，现在能够种数十亩数百亩地；过去家庭副业不能养活一家人，现在，家庭副业主业化是大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户生产、商品化生产、合作化生产是客观必然，均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越来越没有制度优势，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解放的障碍。知识分子下乡，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协助农民探索新的经济制度。 同学们：10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是为了中国人民摆脱“愚、穷、弱、私”，为了国家富强不受外敌欺侮。100年后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新乡村建设，是为了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中国。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和人民和祖国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站在一起，知识分子才算得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一定会大有作为！ 新乡村建设一定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否则，新乡村建设就难以在制度上、精神上、农民生活质量上有质的提升。如果新乡村建设知识分子主动缺位，知识分子就会成为真正的“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沾一点大粪，就是“臭豆腐”；如果知识分子轻视身上沾过大粪的人，知识分子就是“茅坑里的石头”（一句笑话，别当真）。 祝在座的各位都成为“臭豆腐”！ 2005年8月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朝阳吉庆里篮筹名座十栋B座1－30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