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传统与现代的耦合
作者：李晖
摘要：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国家“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农民问题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产生既是解决问题的希望也是问题存在的需要。从农村社会保障现状来看，占全国老年人75％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不容乐观。本文试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农村经济社会不同发展时期下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路径，描述农村养老保障模式变迁的动力，揭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养老 家庭供养 社会保障
一、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路径
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但没有包含农村社会保障部分，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真正启动的标志是1986年10月“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在江苏沙洲县（现张家港市）的召开，可谓晚之又晚。任何制度的产生并不是凭空而出，一蹴而就，都有着自身发展的历史及自身发展需要的理论基础。参照黄宗智“从历史人类学观念着手”的研究方法，笔者将农村养老模式放在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下讨论。
1、传统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稳定、质量失范时期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传统社会时期，就提出了不少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思想和主张，从初期的家畜驯化到自东周的贮粮备灾制度的建立都能得到体现。在农村养老方面，养老慈幼措施的完善，邻里互助美德的宣扬，居养机构的兴办都能为农村养老思想的存在找到注脚。纵观传统社会，农村养老模式主要还是体现在家庭供养为主，家族邻里互助为辅，道义救济兼有等多方面的结合。
①家庭供养。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供养占农村养老的主体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首先，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当时的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使得农民只能以家庭为经济单元活动，农民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只基于最简单、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换，生产、消费、分配基本都在家庭内部进行，在这种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农村养老的路径依赖就只能是倾向家庭供养。其次，传统社会以“孔孟”治国，儒家理念善其晚年的思想一直贯穿始终，强调弘扬孝道和家庭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公德深得人心，家庭子女如不孝道将受到舆论压力，而孝顺有加者可受到乡亲称赞和社会肯定，汉朝就有“举孝廉”官职，这是宏观道德教化举措。再次，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看，要想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就必须要有“所依、所养”的基础，生儿养老，这就是为何传统社会“生男生女不一样”、“多子多福”、“子孙满堂”的思想根源。在找到基础之后，农民生养的目的是期待在自身养老的问题上具有“迭加效应”，这种道德驯化就要体现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上，已达到老有所终、老有所乐的理想状态。笔者家乡就有一句乡俗：“屋檐水，不差移，点点滴滴落在现窝里”来教育现行不孝的“迭加负效应”。
②家族邻里互助。在传统社会中，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家族群体，自然村落为社会的基本架构。作为基本经济单元，家庭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生产力低下情况，在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面前没有足够的应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的农村养老问题就需要家族邻里的互助。“差序格局”对乡土中国社会关系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在传统社会，当农村养老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家庭内部得不到解决时，就只好按“差序格局”中的路径依赖向外延伸，这就由一个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单位即家庭向外延伸至由家的各个成员联系起来的基本纽带形成亲属关系即家族，或是除去由血缘关系联结起的家族外，由地域性纽带构成的邻里关系。农村养老在家庭内部得不到妥善安置时，家族与邻里社会就会“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既定约成的乡俗传承下来。在传统社会中，这既是小农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道德长期监督下来的结果，如北宋吕大防、吕大临与邻里亲友共同制定的《吕氏乡约》就很好的反应了这种家族邻里互助模式，但在养儿防老的传统社会，这种模式只是家庭供养的补充，一般在无儿防老或是过度贫苦的家庭中采用。
③道义救济。传统社会由于资本没有产生，市场尚未形成。社会经济生活一般局限在家庭这个基本经济单位，使得农民对利润没有过高的追逐，只要其“生存伦理”没有遭到破坏，农民与地主等统治阶级一般会相安无事。为了不触及农民的生存底线，在自然灾害等特定因素下出现的农民无法生存的时期，富裕农民和地主会对贫苦农民家庭进行道义救济，尤其在“崇老安暮”的礼仪中国，对老年人的救济只要花费较小的个人成本，就会获得较大的收益和效用，即社会赞扬和自身对赞美的享受。但道义救济模式对于老年人供养一般为短期行为。
2、建国至集体化结束：状态稳定的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到集体化结束这段时期，笔者认为由于政治体制而形成的集体经济并由其牵引出来的养老模式给由传统社会传承来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带来较大变化。在中国农村养老问题上有一定的被动创新意义（集权政府因政治体制而引发的集体经济后被动形成而不是主动创造的养老模式）。主要由集体与家庭共同承担，家族互助辅之。
①集体与家庭共同供养模式。集体化时期，农民将自己的生产资料交至集体，集体向老年农民提供适当的劳动机会，让老年农民争取一定的工分，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即从集体那里分到一份生活资料，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在这种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农村老年人不存在城市老年人退休情况，一般是活到老，干到老。集体化时期，即使是年老体衰已不适应出工的农村老年人，也会硬撑前往到场，本来应由他完成的劳动任务被其他劳动者碍于乡情帮助完成，形成集体劳动的“搭便车”现象，也就有那时的“一把锄头一袋烟，弓腰咳嗽站半天”的独特社会景观。一旦老年人病重不能出工，集体就会以家庭、户为单位的分配制度把养老义务放至儿女身上，让儿女从自身工分获得的生活资料中拿出一部分供养老人，形成集体与家庭在农村老年人不同身体状况时供养方式的结合。
②家族养老模式。是指在农村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老年人所在家庭因家庭成员过少所挣工分换取的生活资料不足以应付全家的生活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家中青壮年劳动力多的亲属家庭会从中接济，以帮助赡养老人。此时，生产资料公有化而造成的绝对平均让道义救济模式的存在失去了可能，邻里互助虽有发生，但因物质的过度贫乏解决不了一般性问题，更谈不上解决根本问题，“差序格局”中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伦理观念在此时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3、集体化结束到1986年：问题丛生的社保萌芽期
集体化结束，以集体与家庭结合的农村养老模式转眼间分崩离析，农村养老模式一下又退到传统社会中以家庭供养为主的养老模式中去，此时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否能继续维持如同在传统社会中的稳定状态、质量失范的局面。在这个时期，特别是70、8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与农民养老相关的社会变迁。首先是70年代倡导80年代普遍推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一孩制”使家庭成员较少，以致家庭成员本身无力承担家庭养老，这与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养老问题推向家庭形成矛盾。户籍制度的松动一改过去农民与土地捆绑的局面，让农村青年有了外出务工的机会，使得他们淡化了家庭养老的观念。以家庭养老为主体的农村养老模式与家庭正慢慢失去养老能力的问题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这是农村养老由家庭到集体到政府转变趋势的思考期，就该时期养老模式来看，主要体现以家庭供养为主、自我保障为辅、政府与集体救济解决等几方面相结合。
①家庭供养模式。集体化结束到1986年这段时期虽离建国已有一段时间，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形成的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破坏或消失，仍然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其基本取向如孔子所说“爱有差等”，即家庭或家族圈子内的人伦关系是人们道德情感流露的主要领域，家族圈子之外的伦理关系也多表现为对家庭血亲关系的拟制，“差序格局”的乡村理论关系仍得到充分体现，这段时期农村养老模式中家庭养老模式仍占主体单位。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一孩制”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青壮年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家庭结构和农民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家庭养老越来越体现在父母与子女的小家庭单位中，而家族互助观念越来越被淡化。另一方面，时下家庭养老观念比传统社会养老观念有一定淡化，传统社会的责任、义务正受到社会变迁带来的亚文化体系的挑战，使得农村养老问题凸现。
②自我保障。自我保障是指农民把自己在不同年龄阶段创造出来的生活资料进行有效合理的安排，一般是指在青壮年时期生产出来的财富除去当时的生活开支外把多余的一部分积累下来，转移到年老丧失劳动力之后再拿出来充当生活资料，自己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基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的挑战，时下父母在帮子女完成婚嫁方面观念的淡化及务工外出等原因使得农村家庭养老责任感正在变弱。自我保障在农村养老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自我保障体系中，农民其实是将自己的养老保证资金放在自己的手里，老后自己再拿出来开支。当前现实是，年老体衰之后，农民手中虽有资金，仍需要购买能力和将生活资料转变成食物的能力，这使得农村的自我保障要在家庭家族邻里互助之间完成。乡村继嗣指男人上了年纪之后可以领养一个男孩，并与男孩负责人签订契约，一是明确养子的继承权，二是明确养子在养父母年老是要赡养他们。这种现象既是为自我保障养老模式做出了注脚，又说明了乡村自我保障需要在以“家”为中心的伦理关系中完成。由此可见，此时的自我保障养老模式是家庭供养模式的补充。
③政府与集体的社会救助。与小农家庭经济相比，“差序格局”伦理关系等相联系的农村家庭家族养老功能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冲击下逐渐弱化，家庭养老急需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安排来缓解自身的压力，根据社会需要和社会经济现状，针对一些为数不多特殊的群体，即三无人员，政府和集体给予了经济援助负责他们的供养问题。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中较低层次的救助活动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思想的初步实施，也表明了社会保障是农村养老的合理社会安排和迫切需要，预示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即将蓬勃发展。
4、1986年至今：主体减少的主流发展期。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有着较大的变化。计划生育制度的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市场经济的兴起，不同地域间人员大幅度的流动都给中国农村养老模式改变注入了新的内涵。呈现出家庭供养、自我保障、社会保障各具特色的养老模式。
①、家庭供养。此时的家庭供养模式在农村养老比例中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庭养老呈主体状态，家庭养老的主体份额正在减少，这由中国的经济社会的结构与变迁决定。中国的社会形态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伴随而来的是中国乡村的传统小农家庭经济和据此形成的家庭伦理关系得以保存和延续。家庭供养虽占主体已不是主流，正被其他的农村养老模式取代。农村家庭供养形式也正向城市家庭养老形式转变。农村子女也正在由生活资料的供给者向生活资料的监管者和情感的呵护人角色转换，农村家庭养老正慢慢褪出物质色彩并更多的赋予精神、情感等新内涵。
②、自我保障。自我保障的养老模式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逐渐卷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来，原有的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越来越被淡化，以血缘为中心的亲属群脉越缩越小。“别人有，不如自己有；子女有，还隔一手”、“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思想观念在农民心中逐渐形成，自我保障的养老模式越来越被农民接受并采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农村的自我保障模式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脱离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如老年农民入住养老院，后事也可出钱由养老院代办），未来的农村养老进程将是自我保障与农村社会养老之间份额分配过程，而两者的区别是把养老资金放在自己还是政府的手中，由谁去安排老年生活。
③、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障。笔者之所以将1986年当作划分时期的一个点，其根据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研究于这年真正起步。80年代中期“三无”人员的“五保”⑭供养只是政府与集体接替了传统社会的道义救济角色，这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萌芽。86年民政部在江苏沙州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目标，其中就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生育制度造成的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市场经济造成的家庭经济功能的退化等因素都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兴起是农村家庭养老后劲不足的合理安排。农村社会保障在当今中国农村养老中虽占有一定比重，仍有待于发展，就其现状来看是发展主流而不是现存主体（笔者将在社会保障问题中详细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在一定程度就是农民在自身保障的过程中把手中的生活资料由自己保管变成由政府保管，最后由政府进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安排。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养老模式的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期，农村养老模式有着各自的特点。从农村养老模式的主流发展历程来看，历经了传统社会的以家庭供养为主到建国至集体化结束时期的集体与家庭结合供养为主到集体化结束至1986年时期的家庭供养为主、社会保障萌芽到1986年至今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路径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农村养老正由家庭供养走向社会保障，农村子女正在逐渐完成由老年人生活资料供给者向农村老年人情感呵护者的角色转换。
二、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动力
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纵观农村养老模式的变迁，农村养老清晰的呈现出由家庭供养为主体到集体与家庭供养相结合再到家庭供养最后到社会保障为主流的发展脉络，农村子女正逐渐地完成由老年人生活资料的供给者向农村老年人生活资料的监护人和精神情感的呵护者的角色转换⑮。农村养老之所以能由家庭供养为主体的养老模式向社会保障为主流的养老模式转变，需要将其放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考虑。究其缘由，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考虑。
1、社会化动力：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引发的社会化大生产使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元的小农经济功能受到削弱。中国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特定的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使得农民的经济生活只能依赖于家庭这个基本经济单元。农民的生产、消费、分配及伦理关系都需要在家庭中进行，因此家庭成员中的生活保障由家庭提供，家庭对老年人的供养既是农村社会顺理成章的安排，又是农民经济生活合情合理的需要。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社会化大生产的逐渐形成，社会职能愈趋向专门化，社会分工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手段，社会分工需要某些附加因素：人们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便进行共同合作⑯。这使得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元的小农经济功能受到削弱，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而逐渐解体。此时，传统社会中由家庭提供的生活保障，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需要由社会提供，这是农村养老模式由家庭供养向社会保障转变的根本性因素。
2、制度动力：“一孩制”计划生育制度使得农村家庭结构日趋简单，人口规模日趋变少。传统社会中以家庭供养为主体的农村养老模式与农村家庭结构和人口规模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王跃生运用人口社会学理论，将传统中家庭分为复合家庭、直系家庭、核心家庭⑰。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大家庭内有小家庭，小家庭在大家庭中的现象，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复合家庭也极常见，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有时亲兄弟姐妹就有十来人之多。80年代的“一孩制”计划生育制度使得农村家庭人口减少，家庭规模变小。传统社会中的三、四世同堂的复合式家庭越来越少，两代同住，甚至一代独居的“空巢”家庭、单身家庭越来越多，使得农村多生子女养儿防老的策略遭遇挑战，老年人从后代那里得到供养照料的期望变得越来越小，家庭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的赡养功能大大弱化，农村经济社会需要新的养老模式适应农村社会的变迁，社会养老保障的出现正好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找到了合理的社会安排。
3、结构动力：据现行农村家庭结构农村家庭子女已无力承担农村老年人养老。80年代的计划生育制度造就的一代人已到尽赡养老人义务的时候，但“一孩制”造就的双独生子女的结合要求两人必须承担起赡养四个农村老年人的责任。对女方父母而言，女儿已嫁出家乡，被赡养更是成为问题。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现状，一对农村夫妻既要尽送子女上学的义务，又要提供四个老人的生活保障，基本上不可能。农村家庭的老年人生活保障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出来，需要由别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这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产生的缘由之一。
4、流动动力：“户籍制度”松动形成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中国农民一般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并以此形成稳定的生活生产区域和伦理人际关系，为农村养老中的家庭供养提供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基础。80年代末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市场经济的兴起，对农民得到一份职业、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提供了便利。此时，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农民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流动就业自由。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都纷纷前往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打工，形成独特的中国“农民工”现象。根据日前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民工”已有2亿人，户籍制度带来的农民流动使得农村子女与在家的老人距离拉远，在外的打工生活使得赡养观念日益淡化，给农村养老的家庭供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5、意识动力：家庭投资的重点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和市场经济兴起之前，小农经济社会下的农民对利润的追逐意识并不强烈，理性小农主要体现在对稳定生活的需求，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家庭经济只要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开支和基本人际关系的走动就足够，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意识投资发展理念，家庭劳动力技能的学习主要从父辈那里传承，花费在劳动力教育培养上的资金极少。“崇老安暮”的礼俗环境使家庭对老年人的供养花费相对较多。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知识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家庭为了让子女今后有一个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加大了对后代的教育培养力度，家庭投资的重点侧重于家庭今后的整体发展而不是农村老年人的赡养。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青年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青年成家后与父母分过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子女的赡养意识已大不如从前，谋求小家庭今后的发展成了青年热衷的话题，而赡养问题并非是青年考虑家庭安排的重点，较传统社会相比，赡养农村老人的思想观念已有较大的转变。
三、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瓶颈
80年代末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向前推进，社会分工愈来愈精细。工业社会所需的团结合作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家庭经济，使得依赖家庭经济的农村家庭养老体系出现了新的问题，农村养老由原来的家庭供养向社会保障转变是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但转变过程并非能在短期内彻底完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现状并非令人满意，仍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
1、数字问题：从数字上客观体现出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存在的起步晚、覆盖面窄、参与比例不高的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起步晚，纵向来说，主要体现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立法时间较晚，横向对比是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不包含农村）相比立法时间要晚很多，具体可参见下表⑱。社会养老保障首次立法时间：中国，1951年；法国，1910年；美国，1935年；日本，1941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首次立法时间中国，1987年；法国，1950年；美国，注一；日本，注二。注1指美国在1975年参加社会保障的劳动者中，农业独立劳动者和农庄工人分别占1.82％和1.08％；注2指日本1981年3月末领养金的农业林渔业团体职员互助会员共计6万人，占全部成员的12.5％。从表格和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养老在纵向上比法、美、日本等国起步都晚不少；在横向上，农村养老保障比城镇企业职工养老工作启动整整晚了36年。正因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起步晚，在这二十来年时间内虽蓬勃发展，仍呈现出覆盖面窄、参与比例不高的现象。1996年底，全国仅有34％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达6266万人，仅占全国农村人口的7.25％（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7年底全国仅有41.5％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达7035万人；2004年底，全国有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达5378万人，2004年底全国从业人员共计75200万人，按60％的保守比例计算农村从业人口数的话，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人员只占总数的11.92％左右。由此可见，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虽在不断蓬勃发展，仍存在覆盖面窄，参与比例不高的现象，农村今后的养老工作，任重而道远。
2、认知问题：政府、农民两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思想上认识不够。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及依托家庭养老的习俗仍在农村和农民心目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政府，特别是县乡级政府仍忙于上传下达的日常性工作，对政绩的追逐让他们觉得农村养老保障有费力不讨好之嫌。毕竟，从农民手中拿出现钱来谈今后的养老问题，一般农民认为是小题大做，政府介入的力度不大，宣传工作不能及时深入，以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农村基层就不能很好的开展和普及。农民自身仍将对家庭的投资放在首位，或是对子女教育投资，或是进行农业商品化以求资本增值，达到资本最大化。对于自身今后的养老问题，农民考虑的不会太多，要农民拿出现钱来换取看不见摸不着的今后社会保障，农民内心不想也有点不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村社会养老形成县乡政府将其视为鸡肋、农民自身不在意的局面。
3、基金问题：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基金保值增值难度大。经过10多年的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1887个县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5378万人参保，累积基金205亿元。但从1998年来，中国农保工作呈倒退状态，参保人数由1998年的8025万下降至5387万，年均减少400余万，基金流失严重，调查显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债权高达5.32亿元，而现行的制度设计，农保基金只能存在银行或是购买国债，在1996年、1997年两年之内，银行存款利率连续下调两次，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0.98％下调到5.67％⑲，这就使得资本增值变得不可能，国家现行下的制度设计即存在银行让农保基金的增值渠道失去了功效，很多县乡只得暂停了收取农保费用的工作。针对巨额保费无法增值的现象，农民农对农保基金的“公信力”产生了动摇，不少农民纷纷退保，这也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面临的一大困境。建议：针对保费的保值增值，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新疆呼图笔县人民政府“保证质押贷款”的经验，即“已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直接用自己执有的或借用他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作质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和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贷款手续”⑳。其意义在于把取之于民的资金重新贷款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参与资金的管理与营运。这不仅拓宽了基金增值保值的渠道，又防止了基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出农村社区，同时也增进了农民个人、家庭、社区的福利。来源：中国乡村发现。